人性的煉獄?黨性的熔爐——隱蔽戰線后代懇談會

來源:炎黃春秋 作者:羅援、熊蕾、孔丹等 時間:2019-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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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發言者:羅援?熊蕾?吳持生?錢泓?張僧寶?閻頤蘭,書面發言者:孔丹?謝鵬?馮衛君?李凱城

導語:艱苦卓絕的隱蔽戰線斗爭造就了一大批無名英雄。他們有的大智大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有的深入虎穴,與敵周旋,獲取情報;有的舍生取義,面對酷刑,視死如歸;有的潛伏敵營,長期斗爭,率部起義;有的忠誠可靠,周密安排,確保黨中央安全;有的巧妙應對,沖破封鎖,保證交通暢通。他們在斗爭中表現出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英勇氣概。2018年11月13日,本刊特別邀請隱蔽戰線上的幾位革命后人來到編輯部,為我們講述隱蔽戰線的歷史和精神。還邀請了沒能參加現場座談的革命后代作了書面發言,既是懷念和告慰老一輩隱蔽戰線英雄,也是讓更多人了解歷史,傳承精神,不忘初心。 

 

隱蔽戰線人物研究意義重大 

羅援(羅青長之子):今天,炎黃春秋雜志社組織召開這個隱蔽戰線后代的座談會確實很有意義。我其實還建議應該再找一些更具代表性的人參會,像中央調查部的首任部長李克農的孫子李凱城,第二任部長孔原的兒子孔丹,但是他們都有事沒有來,還有我們隱蔽戰線無名英雄沈安娜的女兒華克放,她最近身體小恙,也沒有來。還應有“隱形將軍”韓練成的兒子韓兢,他現在正準備搞一個反映他父親情報生涯的影視劇。另外,還有劉光典烈士的兒子劉玉平,這些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為什么叫“有代表性”,就是他們是已浮出水面的“有名英雄”,他們代表的是大多數不為人知的“無名英雄”。隱蔽戰線所以稱之為是“隱蔽戰線”,關鍵是“隱蔽”,“隱蔽”對人性而言,是一種煉獄;對黨性而言,是一種考驗。

為什么說這次座談會非常有必要?我想起徐向前元帥在晚年的時候請我父親到他那里去談四方面軍的一些往事。其中他講了一句話,說我們黨史軍史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對隱蔽戰線,對情報工作反映得不夠。他說我們打了一輩子仗,對“毛澤東用兵真如神”的提法心悅誠服,但是毛澤東用兵真如神是以情報為基礎的。所以說,我們打仗都離不開情報。毛澤東也講過,我們戰勝國民黨主要靠兩個戰場,一個是公開戰場,一個是隱蔽的戰場。所以,隱蔽戰線是我們革命斗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現在我們對這方面的斗爭要么反映不夠,要么反映不夠真實。這是歷史研究的缺陷。當年董老的女兒,還有李克農的兒子都找我去談過,商量是不是搞一個隱蔽戰線后代聯誼會,將父輩口耳相傳的一些隱蔽戰線的歷史記錄下來,將紅色基因傳承下去。我看了你們雜志最近采訪了方方面面的人,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比如有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還有各個野戰軍后代的群體。但隱蔽戰線后代很難集合起來,成立類似的組織也很難批準,這就顯示了這個領域的特殊性、敏感性。《炎黃春秋》現在是弘揚正能量,傳承紅色基因,講述紅色歷史的一個重要陣地。所以,在這里開辟一個隱蔽戰線的欄目,介紹隱蔽戰線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我覺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們現在是要寫一部信史,一部正史,一個比較完整的歷史。但是這對隱蔽戰線來說比較困難。孔丹曾經說了一句話,說我們現在很多后代都在給父親寫回憶錄,其實我們也只是道聽途說。如果我們現在全都能把父親的經歷說出來,那就不是隱蔽戰線了,也不是無名英雄了。現在“無名”不能一下都變成有名了,原來是默默無聞,鮮為人知,現在都被人公開了,那還叫什么隱蔽戰線?鄒大鵬的兒子也講過類似的話。

現在在座的各位后代們,我們都有一個良好的愿望,就是弘揚隱蔽戰線無名英雄的光榮傳統。但是我覺得也是有一定的困難。我們或者知之不多,或者知之不真,或者知之不全。比如,今年是我父親誕辰100周年,我才從一些紀念文章和老前輩后代的口中了解了一些以前聞所未聞的父親軼事。但是,我們即便是道聽途說,也是歷史的親聞者,現在親歷者大多已經離世,我們這些親聞者也大多進入不惑之年或者古稀之年,如果不抓緊把我們所見所聞搶救下來,恐怕連這點歷史都沒有了。

當然,要寫一部隱蔽戰線的信史、正史、全史,還要依靠權威的專業職能部門,后代們的回憶或追述只能是一個參考,只能算是一個補遺或者佐證。我們希望相關的職能部門在適當的時候對一些秘史進行解密,讓一些無名英雄浮上水面,在不泄密的情況下宣傳、弘揚我們隱蔽戰線的光榮傳統。

我聽華克放大姐跟我講,當年沈安娜阿姨去找我父親,問一些研究部門和新聞媒體希望她能夠提供一些打入敵人內部的情況,應該怎么辦?我父親回答說,既要保密,也要宣傳,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工作要拿捏得當。實踐證明李克農、錢壯飛、熊向暉、沈安娜、韓練成等一批無名英雄的事跡宣傳出去以后,贏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我認為隱蔽戰線歷史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宣傳應該有一個整體設計,形成一盤棋。官方與民間相結合,專業與業余相結合,個人回憶與組織論證相結合,“道聽途說”與深度考證相結合,互為補充,互為佐證,最終以官方、專業、職能部門為主、為準。個人和民間研究必須要有大局觀、保密觀,講黨性,講團結,不突出個人英雄主義,也不為先人諱,總之,應該實事求是。民間團體和個人的研究要積極征得專業職能部門的指導,專業職能部門也要給民間團體提供強有力的幫助。《炎黃春秋》組織的這次座談會就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領導魅力,是隱蔽戰線事業成敗的重要因素

 

熊蕾(熊向暉之女):隱蔽戰線工作很重要,宣傳和發揚他們的革命精神,我們這些革命后代應是責無旁貸的。我認為通過影視劇也好,通過撰寫回憶文章也好,把中共隱蔽戰線的全盤情況向世人多做些宣傳,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這些領域的工作者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卻大多數默默無聞。另外,我們的地下工作實際上包括很多方面,有收集情報的,有傳遞情報的,發無線電報的等等,還有一些關節點,比如說像張大姐(張僧寶)的父親,很多人過去就不知道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電臺的發報員,而且還是“前三杰”的黨支部書記,這個就是隱蔽戰線里埋得很深的隱蔽工作者。而那個年代已過去幾十年了,回顧這些歷史和人物,我們會發現重溫他們的故事對我們的現實特別有意義。

今天,我主要談一談隱蔽戰線那一代領導人的魅力,這也一直是我思考和關注的問題,他們為什么能夠吸引這么多人來獻身黨的革命事業?從1937年到1949年,我父親地下工作十二年,他跟胡宗南的接觸有十年,這中間還跟蔣介石待了一個月,跟蔣緯國、蔣經國待了三個月,陪著他們在西北視察,另外還見過像白崇禧等那樣的國民黨的高官,可是他跟董老(董必武)和周恩來待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十個小時,為什么這十個小時的影響力能比十年的威力還大?我覺得是那一代中共領導人了不起。在當時資訊非常不發達的情況下,我父親了解共產黨的情況除了在學校讀書時,通過老師們和進步學生們的一些潛移默化之外,就是“一二·九”運動,對當時共產黨的綱領,也包括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他逐漸感受到是一股進步的力量,是可以給當時處在黑暗中的中國帶來光明的力量。即使那時他連長征都不一定知道,他卻受到這股力量的感召而向往革命,拼了命要考清華,考清華就為了去找共產黨,那就是為了追求進步、追求信仰。

那時國民黨絕不會給共產黨作任何正面的宣傳,可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吸引無數有志青年獻身革命事業?我認為關鍵還是深深地被當時共產黨領導人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我父親在不斷地接觸共產黨人的過程中,加深著印象。他見了周恩來幾面,聽過一個報告,董老在武漢又跟父親談了一席話,然后到1943年直接跟周恩來有一次對話,盡管僅僅15分鐘,再加上一個酒會的時間,大約一兩個小時,再到1946年在梅園新村與周恩來見面,周恩來的一個危機處理,正是那個危機處理讓我父親佩服得不得了。包括韓練成,他當時已經是國民黨國防部的將軍,也能被吸引過來為共產黨做工作。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時的共產黨并沒什么錢,而跟著共產黨鬧革命都是舍家舍業,很危險的,也就是說,指望靠名靠利是根本挖不動這些已經在國民黨內享受高官厚祿的人,所以我覺得就是依靠我黨那一代領導人自身的人格魅力,因為他們本身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革命事業時時處處能以身作則。也就是說,隱蔽戰線上的這些英雄們,能夠經得起考驗,能夠排除萬難,為革命不惜一切代價,很重要的是那一代領導人自身的影響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無怨無悔,是隱蔽戰線英雄的高尚情操

 

吳持生(吳德峰之女):我父親吳德峰15歲就參加了辛亥革命學生軍并任班長,1924年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我父親利用其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長的合法身份為國共合作、保衛黨中央、掩護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我的母親戚元德,1928年經陳潭秋、吳德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央蘇區中共中央軍委機要科長,他們先后在武漢、江西、上海、西安等地長期從事“情報保衛”“機要交通”等隱蔽戰線工作。

父親“文革”中曾對我們兄妹們講:“我們家在中華民族存亡危急之際,從‘維新變法’經過‘辛亥革命’,歷時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革命真理。”這是他一生的堅定革命信仰和信念。

父親常講,間諜,間諜,只有“死間”沒有“活間”……。即隨時準備為黨、為革命犧牲一切直至生命。我父親在領導西安情報工作時就將兩把長征用過的手槍的子彈壓上膛,放在堂屋正面墻上的佛龕里,外面用神像紙糊死,一旦遇緊急情況捅開就可取槍自衛。他還與我母親相約,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國民黨反動派稱我父親“老奸巨滑”“老狐貍”,多次抓捕都被他逃脫,黨內很多老同志稱譽我父親博古通今,足智多謀,有黨的“活字典”“百科全書”之稱。他認為,要經受住白色恐怖的考驗,要拋開私心雜念,做到心中無我。秘密斗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孤軍奮戰,特別是長期打入敵人內部的同志連黨的組織關系都要切斷,組織活動都要暫停,不能找黨,只能黨找自己,黨不啟用時不準發生與黨的任何關系,甚至父母、妻子、兒女都不準聯系,斷絕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關系與往來。完成任務回來后,他們的工作情況只有少數領導和部門知道,必須經組織嚴格考查審核后才能重新恢復組織關系,重新安排工作。很多秘密情報工作的英雄人物,其功績記錄在案但不允許公開表揚宣傳,他們在崗位上默默無聞地繼續為黨工作,我父親一生就是這樣不為名利具有博大胸懷、無私無畏的革命者。伍修權叔叔曾講過:“吳德峰這樣一個老同志沒有進過中央委員會,對他是委屈的,有不公平的地方,主要是他長期從事秘密工作,不被人們所了解。”對此,我父親從來泰然處之。

他們和他們的戰友們在工作成績、功勞、榮譽面前始終以謙虛謹慎態度對待,經常告誡我們,西安情報是在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和陜西省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大力協同,以及情報組織全體同志不惜以生命代價獲取的,先后領導西安情報組織的除羅青長外還有曾三、王中等同志,功勞與成績應屬整個戰斗集體,而不是哪一個人可以單獨自我標榜的。我父親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對于犧牲的烈士我們是幸存者,對于永遠不能公開暴露自己政治面貌、真實姓名的無名英雄,我們則是幸運者,我們和人民要永遠懷念他們,紀念學習他們為黨、為革命無私奉獻的大無畏犧牲精神。”隱蔽戰線的很多無名英雄,到死都不能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不能公開身份,甚至不能被追認烈士。對這些事情,我父母和革命先輩、先烈們都是看得很開的,從來無怨無悔的。

 

不怕犧牲,是隱蔽戰線英雄的集體精神

 

錢鴻(錢壯飛之孫):其實我對整個隱蔽戰線了解得并不深入,因為我到底是第三代。但是我的父親錢江寫了一些東西,他在臨退休前還自編自導自拍了一部電影《金陵之夜》,講的就是我爺爺的故事。這些年,我經過認真的發掘,通過北京市檔案館找到了很多有關我爺爺的檔案,例如我爺爺參加西湖博覽會,還寫了相關文章。另外他還做過國立美術藝專的老師,這些資料我都找到了,現在了解我爺爺的情況越來越多了,比如說他的漫畫,原來只知道他畫漫畫,一直沒見過,現在我找到27幅漫畫,都是曾經刊登在《紅色中華》和《紅星報》上的。

爺爺是1914年考入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后留京行醫。1917年,就讀于國立北京醫學專科學校期間,結識了我的奶奶張振華。他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下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他和胡底被北洋軍閥通緝,轉而前往上海。這時候他也把自己的名字由“壯秋”改成了“壯飛”。1928年,為了討生活,他考入隸屬于國民黨政府建設委員會的上海無線電管理處,負責營銷工作。

也就是從這時起,為了對付和反擊國民黨新軍閥的白色恐怖和屠殺政策,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中央特科”,并派忠實可靠的同志,打入國民黨黨部等機關內部,做黨的秘密工作。由于爺爺的工作能力強,而且同徐恩曾是浙江湖州老鄉,他很快就進入無線電管理處主任徐恩曾的視線并得到賞識和信任。

1929年春,中國在杭州召開“西湖博覽會”,這是中國第一次向世界開放舉辦的博覽會,徐恩曾被派往杭州。西湖博覽會設8個展館,徐恩曾負責其中的“特種陳列所”,并讓我爺爺當主任。爺爺不光博覽會辦得好,還給徐恩曾斂了一筆錢。徐恩曾也因此被陳立夫表揚并提拔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于是徐恩曾把我爺爺帶到了南京,讓他擔任自己的機要秘書。

這一下讓爺爺感到關系重大,便馬上向黨組織報告。周恩來得知后認為機會難得,提出“拿過來,打進去”,決定以李克農為組長,與胡底和錢壯飛組成特別黨小組打進去,陳賡為上線,直接歸周恩來單線領導。

后來在顧順章叛變的事情發生后,我爺爺及時送出情報立了一大功,而徐恩曾因為有很多把柄在我爺爺手上,故而要求顧順章不要在蔣介石的面前提爺爺。以至于到了20世紀80年代,國民黨還沒有搞清楚誰是錢壯飛,誰是李克農。有人說,大概蔣介石到死都不知道錢壯飛是誰。

爺爺當時順利從南京撤離,他本可以帶著家人都走,但是他沒有這樣做。我父親生前曾回憶說“把自己親生子女留給敵人,來換取時間,使黨能安全撤離。下這樣的決心,做父親的該是多么痛苦”。

離開了家人后,爺爺轉移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繼續領導軍委二局做情報工作,破譯敵人電報,掌握敵軍的動態。1935年3月底,爺爺在南渡烏江時失蹤。經過多次調查,最終將他的犧牲地定在了貴州省金沙縣后山鄉,爺爺犧牲時才40歲。

從1931年爺爺走之后,我的奶奶張振華一直到1946年都不知道丈夫到哪兒去了。整整十六年,音訊全無,那是怎樣的感覺?抗戰勝利之后的1946年春天,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巖50號,請我們一家吃飯。當時我奶奶、我父親錢江、母親史平、叔叔錢一平、姑姑、姑父和他的兒女,加上我,九口人全都去了。當周恩來告訴我們全家人爺爺犧牲的消息時,奶奶當時就哭得泣不成聲,我父親回憶說周恩來當時還說了一句話:“我沒照顧好錢壯飛。”

爺爺的一生很短暫,但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在黨的利益面前不怕犧牲的精神,他在潛伏期間保持了對黨的絕對忠誠,我想就因為這些,使得敵人都為之心生敬畏吧。

 

默默無聞,是隱蔽戰線英雄的共同特征

 

張僧寶(張沈川之女):我80歲了,老了,也算是父輩歷史的親聞者。我覺得咱們《炎黃春秋》這次能把中央特科、隱蔽戰線的部分后代召集到一起共同回憶父輩的革命斗爭史,非常及時,也很必要。因為我們這些后代也都老啦,也該“搶救歷史”了。

我父親他們這些人一向非常低調,尤其很少談及他個人的經歷。這一方面可能是保密工作的需要,保密重于保命是他們始終堅守的信條;另一方面是他們長期地下工作養成了守口如瓶的習慣。例如他曾自編了兩套我黨最早的通信密碼本一事,他從未對我們說過,更未對外人講過。

今天我就簡單地說說我父親張沈川。他1928年在上海任中共法租界地方黨支部書記,在他支部里有錢壯飛、胡底等同志。1928年10月,周恩來開完“六大”回來提出要建立共產黨自己的無線電臺,并把制作電臺的任務交給了特科當時的交通科長李強。隨后周恩來親自約張沈川談話,調他進中央特科歸顧順章領導,讓他趕快想辦法去學習無線電收發報技術。11月,父親就化名“張燕銘”考入了國民黨第六軍的上海無線電學校,1929年5月畢業。因為那個校長是他在青島時曾一起參加過抗日運動的熟人,通過這個關系他又實習了兩個月,便能利用深夜值班的機會抄錄敵人的密碼交給組織。1929年秋,就開始組建我黨第一期地下無線電訓練班,我父親教報務,李強教機務。為安全起見,訓練采取分散居住、單線聯系、秘密登門的教學方式,先后培訓出黃尚英、曾三、伍云甫、王子綱、曾華倫等十多位我黨第一批無線電技術人員。1929年深秋,我黨第一臺地下無線電收發報機研制成功。

1929年底,李強帶著電臺和父親編制的兩套無線電通信密碼與黃尚英抵達香港,安裝好我黨的第二部地下無線電臺。然后由上海中央特科臺臺長張沈川與香港地下電臺的黃尚英兩人反復試通,終于在1930年1月初開始正式加密通報,上海黨中央與香港中共南方局之間的遠距離無線電機要密碼通信工作正式誕生了!從此,中共的情報信息傳遞方式由交通員人工傳遞躍升為無線電波傳遞,這是我黨通信史上一次劃時代的革命。因而李強和張沈川等人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無線電通信事業的奠基人。因為張沈川親手編制了我黨最早的無線電通信密碼,他也被稱為我黨歷史上的“紅色密碼通訊第一人”。

1930年6月,組織上要我父親擬訂第二期無線電培訓班的訓練計劃,學員是廣東、江蘇、湖南、上海等省市選派來的二十名優秀青年,都是地下黨員。當時的特科領導顧順章不聽勸阻,堅持要在法租界巨籟達路四成里12號集中培訓,我父親和李強叔叔等人都不同意。我父親提議在英租界鬧市區設兩個點,便于機動、隱蔽,而顧順章說他在法租界巡捕房里有內線,沒問題。結果呢,1930年12月17日上午,我父親正在講課,法租界的巡捕突然蜂擁而至,在場的二十人全部被捕,我父親被認定是“主犯”。后來被國民黨引渡,戴上手銬、腳鐐,在獄中受盡折磨,但父親和其他全體同志始終堅持一套合理的假口供,沒有一個人叛變和泄露黨的任何機密,除四人不幸病逝獄中外,其余16人在坐牢六七年后都先后獲釋。這個戰斗集體,在敵人“寧錯殺三千,不放過一人”的瘋狂中,創造了地下斗爭史上少有的奇跡。

另外我還講一點,剛才有同志提到,人格魅力也好,品德也好,我覺得關鍵就是信仰和忠誠,這是關鍵。他們相信共產黨的事業是正義的,是真正的為國為民求解放,而這正是他們從小奮斗的志向。他們認識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所以他們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默默奉獻,無私無畏、不圖名利、無怨無悔,這一點始終裝在他的腦子里。否則,他為什么選擇了一輩子出入龍潭虎穴,提著腦袋干革命,九死一生?他18歲就被土匪綁架,三天后用錢才得以贖回。他曾三次遭國民黨通緝、三次生重病,還坐了六年半國民黨的大牢。1925年在青島搞學潮遭張宗昌通緝,1927年在北伐軍中搞共產黨活動遭通緝,1939年在湘西搞共產黨地下活動遭薛岳通緝。1925年患急性赤痢,1930年患嚴重傷寒加肺結核,特科領導看后都要求為他準備后事了。1949年他又先后三次行胸廓改形術,割去左胸八根肋骨,左肺壓縮,不能呼吸,臥床一年,實際已成個殘疾人了,但他還是堅持為黨工作。1959年反右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下放干校7年半……這一切都沒能動搖他對黨的事業的信念,沒有摧毀他為國為民奮斗終生的決心和信心。八十多歲了,為了“搶救”共產黨無線電通信事業的發展史,他不顧年邁體弱,自費四處發函,甚至親自登門走訪,搜集整理了幾十萬字的《1929—1949年我黨地下無線電通訊發展概況》一書,這是我黨我軍特種工作的寶貴史料。

他的一生,真是無私無畏、淡泊名利、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信仰不滅,是隱蔽戰線英雄的卓越品質

 

閻頤蘭(閻又文之女):對于我父親的情況,我其實跟大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了解不多,甚至很多情況是完全不了解,而且時間長達幾十年,包括解放后的幾十年時間。

非常有幸在1993年的時候,當年和我父親單線聯絡的王玉同志跟我們聯系上了,又進而和羅青長部長見了面,羅部長和王玉同志向我們介紹了很多我父親的有關情況。父親生前生后的幾十年當中,我們一直不清楚他整個的政治歷史情況,原因到后來我們才知道。由于黨和國家在某方面的特殊需要,解放前在隱蔽戰線上的同志,他們的政治歷史情況在解放以后依然需要保密,而且是長期保密。

由于不了解,所以在很多方面會產生很多的誤解,這就是隱蔽戰線的特殊性、復雜性。我父親的這種“說不清楚”和“不了解”,后來我們通過知曉很多情況以后,才知道原因是一些同志了解他的這一部分情況,一些同志了解他的那一部分情況,卻對他的政治歷史沒有一個完整的了解。比如說因為解放初期的時候,他是隨著傅作義將軍起義,以這樣一個身份對外的,包括他在填寫履歷表的時候,何年何月參加革命這一欄里,永遠填的是1949年隨傅作義起義而參加革命。他1934年至1937年從事革命活動這一段歷史就不能講。其實這段時間,徐斌正是當時我父親參加革命活動的領導人之一,他對我父親這一段的歷史是了解的,但是他對我父親后來的情況不了解,所以解放后他們在北平見面,我父親不能跟他多說什么,他也不方便直接問我父親什么。其實在徐的腦子里是有問號的:之前是共產黨的人,后來怎么又成了國民黨的軍官,然后又是起義的,他腦子里有很多問號。這樣就導致包括一些高層的領導同志在內,對我父親的情況一是不了解,二是很容易產生誤解。

所以,我們也特別感動羅青長部長寫的那篇《丹心一片照后人—懷念戰友閻又文同志》的文章,不僅對我父親的一生有了一個交待,也讓我們終于可以不再蒙冤。他在文中還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詩:“待到山花爛漫時,他在叢中笑。”

我們現在的子女有的時候想不通,覺得太委屈了,實際上不委屈,父輩的信仰信念就體現在這里,他沒有別的私心雜念。所以我覺得最崇拜父輩的一點,就是他們有著堅定的革命信仰,他們從干革命的第一天開始就帶著犧牲精神,即便隨時有被殺頭的危險,卻從來不求名不求利。

我再談一點,相比革命戰爭年代的英雄們而言,特別是對于隱蔽戰線的這些同志,他們在信仰方面的考驗其實是更嚴峻或者更復雜。比如說我父親,由于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地下黨組織遭受破壞,一些黨組織緊急撤離,包括他的聯系人,因形勢危急,走的時候沒有來得及留下今后的聯絡方式,就斷線了。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是非常考驗人的,尤其是身處在敵人的陣營當中,跟組織又斷了線,得不到任何指示。據一些同志后來講他們當時也很迷茫,很苦悶,不知道該怎么開展斗爭。因為得不到組織的指示,也有很多同志撤離了。但是我父親一直堅持了下來,這個堅持后來實踐證明非常有意義,因為直接關系到北平的和平解放等等。當時能堅持下來,或者做出這樣一個決定,都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考驗人的信仰、人的追求和精神。

所以,后來羅青長部長說過一句話,在這段時間里和黨組織失去聯系的這些人員,依然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發揮作用,進行活動,開展工作。這個話我印象特別深刻,咱們現在經常講發揮共產黨員的作用,聽起來很普通的話,但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能夠做到這點,應該是很高的評價。“你決定留下來”這樣一個“決定”本身就是很考驗人的,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會是一種什么后果,黨組織會怎么評價、怎么看待自己的同志,一些領導會怎么評價、怎么看待,這所有可能對自己產生不利的后果都要由自己來承擔,所以我覺得他們懷著“一切從黨最需要的情況出發來做決定”的這種自覺、這種擔當,是極其特殊的擔當、特殊的自覺,這是真正對信仰的考驗。

 

隱蔽戰線是無名英雄書寫的無名歷史

 

孔丹(孔原之子):中國的隱蔽戰線或者情報戰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國家安全部出版的《無名的豐碑》盡管對這個歷史做了比較簡要的描述,但是,其在這個領域的表述之中具有特定的權威性。其中列舉了以毛主席為首的幾十位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同時,還列舉了在隱蔽戰線上斗爭、奮斗的英烈、前輩們。這是一個在宣傳、報道隱蔽戰線時可以作為憑據,作為史料來使用的文獻。

隱蔽戰線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時期、建設時期、改革時期都是整個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奪取政權的革命時期,武裝斗爭是黨的中心工作。隱蔽戰線非常有效地配合了我們的武裝斗爭,為革命的勝利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不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建設與改革時期,隱蔽戰線的組織結構、工作方式、斗爭經驗至今未有形成像公開戰線那樣系統、全面、清晰的總結。這不是黨史、軍史、革命史研究方面的疏忽,而是由隱蔽戰線自身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的。特別是隱蔽戰線的歷史本身又相對復雜,很難做有權威性的闡發。我父親孔原從未說過他在中央調查部工作的情況。這是隱蔽戰線的特點,也是紀律要求。現在《炎黃春秋》雜志社從我們后代的角度來緬懷和回顧過去的歷史,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從紅軍時期到抗日戰爭時期再到解放戰爭時期,以及國家建設各個時期,我們父輩從事的工作不像軍事戰線的很多人的工作可以那樣公開地描述。1984年在組建國家安全部的時候,我父親也是組建成員。從我父親的個人經歷來做一個考察,算是厘清他和隱蔽戰線的工作關系。他1924年入團,1925年入黨,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中央組織局組織部部長。他長期從事白區工作,還到過蘇聯兩次。1939年從蘇聯回到延安,1939年4月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部長是康生,李克農是副部長。不久又就任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副主席,實際就是負責情報工作,兼任中央社會部二部(情報部)部長,主管國統區和敵占區偵查情報。除了以前在白區的工作,這可能是在他隱蔽戰線情報工作淵源的開始。

1940年夏天,孔原調到南方局任組織部部長,周恩來是南方局書記,董必武是宣傳部部長。同時擔任西南工委書記,秘密籌建西南工委。在反共高潮中又轉回紅巖,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組織部部長。當時地下工作的要求是: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隱蔽精干、反對急躁暴露。白區地下工作包括情報工作,或者說隱蔽戰線的工作是中共白區工作的重要構成,獲取信息情報,對敵秘密斗爭。為了貫徹地下工作要求方針,周恩來同志提出“三勤三化”:勤學、勤業、勤交友;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我父親協助周恩來同志制定和推動“三勤三化”工作。1943年,他從南方局回到延安,奔赴東北,服從戰略安排,到沈陽擔任東北局社會部部長,負責情報工作。在建國以前,又幾度擔任中共隱蔽戰線的領導職務。他曾經說:要做什么像什么,注重身份的掩護和隱蔽。隱蔽戰線是一個系統的構成。根據工作需要,你身份如果是個醫生就得做個名副其實的好醫生才行。他建國后第一任職務是海關總署署長,后來做外貿部副部長。隱蔽戰線的工作從革命時期轉到建設時期進行了調整,情報工作要服從于整個國家的建設。為此,黨中央在1955年成立了中央調查部,從而使黨中央的機構成為五個部,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聯絡部、調查部。李克農同志兼任中央調查部部長、副總參謀長和軍委情報部部長,一身多任。我父親于1957年調到中共中央調查部擔任副部長。因李克農同志身體原因,1957年到1966年就由他執掌中央調查部的工作。1958年,中共八屆二次代表大會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他還曾是六大的候補委員。在建國以后到文革之前,特別是1957年至1962年,他負責中央調查部領導工作,1962年至1966年,擔任部長。如果不是因為文革,這個工作經歷還會延續下去。

 

情報工作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

 

謝鵬(鄒大鵬之子):我們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是敵我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在這個充滿血雨腥風的激烈戰場上,也充滿著敵我之間斗智斗勇的殘酷較量。我們的情工人員是革命戰士,是共產黨員,是一個英雄群體,不是行俠仗義、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色彩或什么俠骨柔腸的綠林好漢。

長久以來,情報工作給大眾的普遍印象是具有強烈的神秘性,這一方面是受到國內外諜戰大片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如今的影視作品、小說、戲劇甚至傳記文學、回憶錄中,處處充斥著對我們中共情報工作的不實描述。這些描述的最大特點就是熱衷于表現情節的曲折和戲劇的沖突,為了增加所謂的可讀性、甚至是商業性,迎合一些讀者或者觀眾的欣賞口味,將黨的情報工作歪曲成為驚險刺激的傳奇故事或者是風花雪月的浪漫生活,極大地扭曲了中共情報工作和情工人員的形象,這在很大程度上給我們黨的情報工作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也極大地傷害了我們這些西苑子弟的感情。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其它國家的諜報片、諜報工作不都這樣嗎?中共的情報工作就比別國特殊?我們可以回答他們的是:別國的事情我們不管,但中共的情報工作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是圍繞著黨的中心工作而展開的。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離開了我們黨的中心工作的指導,任何所謂的情報工作,所謂的諜戰都無從談起,也絕不會取得任何成就。

換句話來說,這就是中共情報工作不同于其它國家甚至其它黨派的顯著特點,也是我們絕對不可逾越的底線。

況且情報工作也并非總是充滿著神秘感,實際上每份情報從收集到傳遞,到分析研究、整理上報,最后采用的這一完整的過程,無不貫穿著嚴謹、慎密、認真、細致的作風,貫穿著情報工作者們對黨、對人民、對戰友高度負責的精神。

這里我尤其要提到交通工作即情報傳遞工作。大家都知道當時我們的通訊條件并不好,甚至說很差,大量的情報只能靠交通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傳遞,有時甚至是徒步傳遞。還有就是從事這項工作的一些人員還大多是目不識丁的普通農家子弟,這一部分人多年來更是一直默默無聞,其經歷似乎也并無精彩可言。可正是這些最普通的、最基層的無名英雄,為傳遞情報、護送人員、運輸物資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作出了世人難以想象的貢獻。

中共早期的大量情報工作,正是在這些普通人的努力下展開的,而這些人的事跡在我們的文藝作品或傳記作品中卻少有觸及。

尤其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現在的文藝作品對中共情報工作的反映存在著大量的歪曲事實的情況。例如在一些以抗戰為背景的諜戰劇中,導演對軍統特務那些暗殺、竊密、施美人計的種種手法津津樂道,大寫特寫,而對中共的對敵斗爭,卻吝惜筆墨,書之甚少,甚至將中共的情報人員矮化為軍統特務的附庸,以致不著邊際地將中共的對敵情報說成是從軍統那里竊取來的,這種拙劣的編造簡直是太離譜了。

中共的情報工作從來都是圍繞著黨的中心工作展開的。在抗戰時期,黨的中心工作是對敵斗爭,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因此我們的情報工作也不可能脫離這個中心。事實上,當時中共的情報機關不僅不遺余力地開展了對敵斗爭,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這些不爭的事實一再地說明,我們的情報工作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因此,能夠在我們的情報工作隊伍里戰斗到底的,都是我們黨最忠誠可靠的戰士。

 

中共中央情報部直屬的最大情報機構—大連情報處

 

馮衛君(馮鉉之子):1947年3月,中共中央情報部在大連成立了它的直屬情報機構—大連情報處,辦公地點設在大連市松山町。大連情報處的建立、發展和結束與東北解放戰爭共始終。直到1949年5月,它完成了在大連的歷史使命,整體遷移到剛剛解放的天津市,轉制后,成為軍委聯絡部天津局。

大連情報處成立以后,東北解放戰爭的形勢快速發展,英勇的東北野戰軍在戰場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重大勝利,東北亞的國際局勢也同時在發生重大變化。隨著一系列形勢的發展,大連情報處的業務范圍和隊伍也都急速擴大。

據統計,1947年至1950年間,在大連情報處機關工作過的人員有199人,派出的情工人員有426人,另有企業人員118人。當時,大連情報處情工人員的派遣地區十分廣泛,包括沈陽、錦州、平泉、鞍山、天津、撫順、青島、北京、上海、香港、臺灣以及國外的一些重要國家。大連情報處那時還擁有自己的貿易公司—華孚公司。

大連情報處在東北解放戰爭中作出過許多重要貢獻。它策動了國民黨營口駐軍王家善的暫編五十八師起義活動;獲取了大量國民黨剿總的戰略和戰役情報,比如“長春突圍計劃”“傅作義援錦州由葫蘆島登陸計劃”“廖耀湘兵團支援錦州、打通北寧線,向華北撤出主力的行動計劃”等等,這些關鍵情報為我黨我軍在東北的作戰乃至全國的作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大連情報處還是我黨建立國際情報系統的先驅。除了在內部有自己的情報分析隊伍,還建立了國外情報站,針對我國北、東、南各個方向派出了情報干部,為我黨情報組織調查研究國外情報打下了良好基礎。雖然大連情報處僅存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但它是東北情報工作的突出代表,在我黨情報事業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在解放戰爭時期我黨隱蔽戰線直屬的最大的情報機構。

解放戰爭的勝利,距今已過去了70年,但東北情報戰線,包括大連情報處全體人員表現出的那種無限忠誠黨的情報事業的高尚品德,那種同敵人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的革命精神,以及智慧超群的斗爭藝術,仍是留給我們后人的巨大精神財富。我們后人應當繼承革命前輩的優良傳統,在新的歷史時期,在各條戰線作出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無愧于前人的新的貢獻。

我的父親馮鉉長期從事情報工作,在隱蔽戰線工作長達四十年。當年,國共談判破裂后,他于1946年7月離開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奉命趕赴東北前線。先是前往哈爾濱,后于1947年3月前往大連,以東北社會部副部長兼大連情報處處長的身份組建并領導了大連情報處。1950年10月,他卸任軍委聯絡部天津局局長。

 

永遠的秘密

 

李凱城(李克農之孫):爺爺李克農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曾說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做保衛黨中央的大警衛員,二是做黨的統一戰線的尖兵。其實,他還長期從事情報工作,從打入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當臥底開始,直到擔任中央情報工作委員會書記。可以說,中國革命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臺前幕后,都有爺爺的身影。

按理說傳奇人物應該有許多故事、許多秘密。但由于性質特殊,爺爺從來不對家人談論工作上的事情。我父親姐弟五人,都是從小參加革命,懂得黨的規矩,不該問的也從來不打聽。所以,家人只知道爺爺的工作很重要,但他具體忙些什么,有哪些成績,基本上是一無所知。

舉個例子。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爺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奶奶帶著大伯和三叔“坐機關”。1931年4月24日,黨中央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幸虧被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同志獲知,派他的女婿劉杞夫連夜趕到上海,通知了爺爺。爺爺深知情況危急,刻不容緩,立即出門向中央報警,通知戰友們轉移,以致顧不上與家人打招呼。27日一早,奶奶像往常一樣帶著大伯和三叔外出買菜,一個好心的鄰居跑來說,國民黨軍警把你家包圍了,快跑吧。奶奶不清楚發生了什么情況,也不知該向誰求助,只得帶著兩個孩子在街頭流浪,晚上就睡在菜市場的石桌上。直到一周后,八歲的大伯在街上認出了曾經和爺爺一起工作過的宮喬巖伯伯,這才擺脫了困境。按說,大伯與三叔也算當事人,但他們一直不清楚當年究竟發生了什么。直到1962年爺爺去世。喪事辦完后,有關部門請全家吃飯。在飯桌上,一位領導對父親他們說,大革命失敗后,李克農和錢壯飛、胡底一起,對保衛黨中央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是周恩來總理特別加上的,并講了顧順章事件的大體經過,大伯和三叔這才知道,原來他們曾經卷入過一個有可能改變中共黨史的重大事件。

爺爺雖然對家人守口如瓶,卻一直念念不忘出生入死戰斗在黨的隱蔽戰線的戰友。特別是到了晚年,他最想做的,就是總結黨的隱蔽戰線的經驗教訓,宣傳這條戰線上的無名英雄,照顧那些為黨的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同志、朋友及他們的家人。

由于長期超負荷運轉,爺爺的身體非常不好,1957年秋,突然暈倒在臺階上,頭部受到重創,昏迷了十幾天,蘇醒后很長一段時間處于失憶狀態。經過治療,爺爺的身體稍有恢復,立刻就給當時分管中央調查部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和楊尚昆同志寫信,要求減少自己的一線工作,以便集中精力做好隱蔽戰線斗爭經驗的總結,抓緊時間為后人留下一份寶貴的精神財產。得到中央批準后,他不顧病體還未康復,馬上動身前往上海,開始收集和整理有關中央特科的資料。在上海期間,他還專門到李白烈士墓進行吊唁,并指示有關部門,以李白為人物原型創作一部電影,也就是后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永不消失的電波》。

1962年初,爺爺帶病參加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明顯感到體力不支,有不好的預感。2月9日上午,他約楊成武同志到駐地談工作,楊成武同志發現他的狀態很不好,勸他入院治療,爺爺沒有答應。楊成武同志直接報告了周總理。下午,總理派鄧穎超同志趕到駐地,將爺爺直接送到北京醫院。入院幾個小時后,爺爺的心臟就停止了跳動,沒有留下一句遺言。

爺爺走了,他究竟帶走了多少故事、多少秘密,已成為永遠的秘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一大憾事。但這也正是隱蔽戰線工作的特點。曾經戰斗在這條戰線的前輩們,為黨的事業作出過巨大貢獻,可生前大都默默無聞,身后仍然無聲無息,他們為共和國留下的,是一座座無名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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