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口述紅色特工熊向暉的“另類”表現

作者:熊蕾 時間:201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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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與熊向暉(老年)的合影

父親的“另類”

熊向暉,中共黨員。抗日戰爭期間,他曾被周恩來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邊,從事了12年的秘密情報工作,在看不見硝煙的戰場上保衛黨中央。新中國成立后,熊向暉開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曾以周恩來總理助理的身份,參與接待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的首次訪華。

然而,在女兒熊蕾眼中,這位傳奇人物卻是一個不太善于表達情感、不好交際、為人較真兒、崇尚信仰的普通人。

“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父親,我只能說,他很‘另類’。他怎么看也不像影視劇里的那些地下工作者。他好像什么都不會,連交誼舞都不會跳。其實,要都按照影視劇里的那套來做地下工作,他可能早完蛋了。”

回憶父親時,熊蕾這樣說。

真實的熊向暉是什么樣?他有著怎樣的情感與性格?為什么不同營壘的故舊們會視他為摯友?也許,我們能從熊蕾為本刊撰寫的回憶文章中找到答案。

親情

父親1919年4月出生在山東省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的一個官宦家庭——我爺爺當時任掖縣的推事,也就是縣長,后來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長。在家里的8個孩子中,父親排行老五。

填自己的家庭出身,父親從來都是寫“官僚兼地主”——這在那個講究階級成分的時代,很讓我們苦惱。一位姑姑說,土改時,我爺爺早已離開老家,也沒有了土地,多年戰亂搞得爺爺顛沛流離沒了工作,靠子女養活,怎么是“官僚兼地主”?而父親卻說,按他1936年入黨時填寫的家庭成分,就是“官僚兼地主”。

對官僚地主階級,父親從選擇參加共產黨的那天就不再認同。可是對爺爺奶奶,父親從來都很孝敬。從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盡力照顧,同時盡力幫扶寡居的二姑媽和其他需要照顧的親人。

我還在襁褓中時,爺爺就去世了,表哥們說,在爺爺的喪禮上,他們第一次看到我父親流淚。奶奶去世時,父親在墨西哥任外交官,不能回來,但是多年來奶奶一直住我家。小時候對父親最初的印象,就是只要他在家,一定會在早晚準時地給奶奶問安。雖然父親并不是奶奶最疼愛的兒子。

住在我家的二姑媽,“文革”中慘遭批斗。可是父親母親不避嫌隙,照樣留姑姑住在我家。后來,二姑媽被學校關押,失去人身自由。當時,她在大學任教的二兒子被下放江西鯉魚洲干校,二兒媳又馬上臨產,無人照顧。父親母親毅然將表嫂接到家里坐月子。為了保證表嫂的奶水,還令我哥哥每三天從西郊騎車到西單菜市場買一只活雞回來燉湯。

當時,我并不覺得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事后回想起來,很多人在那場風暴中,六親不認,翻臉無情。父親自己也是被批斗的對象,風雨飄搖。然而,對落難的親人,他一直抱有濃濃的感情。這使我對父親的親情有了一種別樣的感受。

父親對他的胞弟、我三叔的感情,也令我感動。

自小,三叔是我們家里的一個秘密。他在1948年去了臺灣,臺海相隔,三叔成了奶奶的痛。我第一次知道有這個三叔,是被推薦上大學,政審外調到父親單位時,查出了這一“海外關系”。加上我另一樁“罪過”,結果,我被學校拒之門外了。后來幾經周折,我才上了南開。

從此,我對這個從未謀面卻險些影響我“前程”的三叔充滿好奇。父親很少講起三叔。可我發現,他在內心深處一直惦念著這個弟弟。

父親的工作使他能看到港臺報紙。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從一份臺灣報紙上看到了三叔的消息,說三叔是臺灣中學教授“三民主義”的權威。因為三叔對我們已不再是秘密,父親特意把這張報紙拿回來給我們看。我后來不止一次聽父親以稱贊的口氣跟親友們講:“老三還是臺灣教三民主義的權威呢。”父親是共產黨員,跟三叔政治信仰不同。然而作為哥哥,他顯然為自己弟弟事業有成而高興。

父親雖言談風趣犀利,但平素威嚴而不茍言笑。他對家人的濃濃親情,不在言辭和物質,而是一種深沉的愛。2005年9月9日父親去世后,在美國的表哥發來唁電,稱父親對“大到國家小到熊家”,都是“有功之臣”。

友情

父親不好交際,更從不巴結。他沒有任何酒肉朋友,和他交往的,必是摯友。這些好友,無論是官是民,大家都很平等。如果哪位好友“官兒”大了,父親會坦率地告訴他,你有事就找我,但我不會主動去找你了。

這種君子之交倒還罷了。讓我頗感“另類”的,是父親和國民黨胡宗南部故人的友情。

我曾以為,父親“國軍”方面的故舊在知道父親是共產黨員之后,必定會對他恨之入骨,再無交情可言。想不到上世紀80年代初,在父親之前曾任胡宗南秘書的程開椿老伯第一次從美國來大陸探親,一定要見父親。之后其他人來大陸,也是這樣。于是,我對這些“國軍”將領充滿了好奇,并終于在一位老伯那里得到答案。

那是1990年4月,去臺多年的張佛千老伯第一次回大陸,一到北京就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問他有什么安排,時年84歲的張佛老說,“沒見到你之前我不做任何安排”。要知道,張佛老比父親大十幾歲,而且父親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時候,他已經是少將了,資格很老。

張佛老來我家時,我恰好在。趁父親不在的時候,我向這位隨和的老人提出了憋在心中很久的疑問:“您聽說我父親是共產黨員以后,對他是什么感覺?”

張佛老說:“第一是驚訝。他是共產黨,我一點沒有看出來。第二是感謝。他在胡先生身邊,有很多機會可以殺掉胡先生,可是他沒有。第三是佩服。他這個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問:“難道你們不恨他?”

張佛老說:“為什么要恨呢?你父親入共產黨在前,到胡先生身邊在后,那是各為其主。要怪只怪后來蔣老先生非要打內戰。如果不打內戰,大家不是相安無事嗎?”

父親的另一位“國軍”摯友是孔令晟(音同勝)老伯。孔老伯長父親兩歲,他和父親同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投筆從戎,同是黃埔15期的同學,整個抗戰時期又同在胡宗南部。不同的是,父親在加入胡部之前,就已經是共產黨員了。他奉命隱藏身份,成為共產黨布置在國民黨內的一顆“閑棋冷子”。孔老伯則是鐵桿國民黨,黃埔畢業后一直在戰斗部隊,國民黨去臺灣后,他先后當過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代“總統”的侍衛隊長。

一個是共產黨的離休部長,一個是國民黨的退役中將,關山阻隔幾十年,直到大陸改革開放,臺灣解除戒嚴狀態之后,兩位老人才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最終在北京重逢。在他們身上,我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隔閡,兩人不見面總是相互惦記,見了面就十分親熱。父親無緣去臺灣,而孔老伯有個女婿是一家美國公司的中方代表,與夫人常住北京,使孔老伯總有機會來大陸。而他每來北京,必要見父親,每次見面,他們都有說不完的話。

隨著和那些“國軍”老伯交往的增多,我逐漸理解了不同政見的父輩們超越黨派的友情。那是當年在抗擊外侮的血雨腥風中凝練出來的血濃于水的兄弟之情。這正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況他們本無個人恩怨。

較真兒

“外事無小事”,是外交界的一個金科玉律。不少外交官常會念叨著這句話,遇事裹足不前。而父親卻不然。他常常會跟上級較真兒。

1973年8月,父親任駐墨西哥大使一年之后,奉調回國,另有任用。

8月初,在他已經向墨西哥總統和政府內外的朋友們辭行之后,墨西哥外長找到他,說墨西哥總統9月1日要向議會做咨文,邀請前三屆總統,同時希望他當年訪問過的6個國家各派4人作為貴賓參加。邀請的中國貴賓,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等4位。

父親馬上把墨方的意見報回國內。在焦急地等待了10多天之后,直到他快離開墨西哥之前的8月下旬,外交部才有了明確的答復:中央批示,這4個人因故都不能訪問墨西哥,請婉拒其邀請,將來有機會再去。

接到這個電報,父親很失望。雖然這是中央指示,且他回國后另有任用,不會再和墨西哥有什么關系了,但就此作罷,不是父親的性格。他擔心這樣一來,墨西哥方面會很不愉快,過去一年的工作,包括毛主席和墨西哥總統埃切維利亞會見的成果,都有可能付諸東流。他輾轉反側,一夜沒睡。最后決定,盡管中央有指示,外交部有成命,他有意見還是要提。

父親向國內發回電報說,墨西哥政府邀請的這4個人都不能來,出乎他意料之外,而現在即使他們能來,也來不及了。能不能想個變通的辦法?父親向國內建議:推薦黃華代替這4個人訪問墨西哥。黃華是簽署中墨建交公報的中國政府代表,又是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在國際上也有名氣。如果墨方接受,那就皆大歡喜;如果他們不接受,那責任就到了墨方一邊,于我方無害。電報發回,國內馬上回電同意。父親于是跟墨西哥方面提出建議,墨方欣然接受。

后來,周總理見到父親,告訴他,當時正在開中共十大,忙得一塌糊涂,外交部來文就畫個圈,沒過細想。總理對父親說,后來看了你的電報,你提的意見是對的。

很少有大使敢對已經有中央批準的外交部成命說“不”。但是父親說,我覺得命令不妥,就先不執行,不管是誰,我先提意見。如果我提的意見不當,可以批評,我接受批評。但是爭一爭,就有可能獲得外交上的主動,鞏固已經建立的關系和友誼。

信仰

信仰始終如一,本應是共產黨員的本色。之所以把它也列為父親的“另類”,是因為在當前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信仰好像不再時髦,特別是你的信仰似乎在為許多人——包括你曾經的同志——不以為然或棄之如履的時候。而父親,他的信仰卻從未動搖,對自己所信仰的共產主義的終將實現也從未懷疑。

其實,印象里的父親,從沒有跟我們說過報紙上的那種豪言壯語。有時候拿報紙上刊登的一些回憶革命前輩的文章來對照父親,竟發現父親遠沒有人家“革命”。然而,從父親身上終于感悟到,“革命”不是掛在嘴上,刻意去表現出來的。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而不為飄忽不定的潮流所左右。

200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組來采訪父親。訪談中,父親回憶起他1936年12月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情景。時年82歲的父親對65年前入黨的一幕記憶猶新,并流利地背誦出當年的入黨誓詞:“……犧牲自我,永不叛黨,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接著,他講到宣誓之后,三個秘密黨員心里默唱《國際歌》,父親念出了那句歌詞:“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這時,父親的眼睛閃閃發亮。

父親的信仰之所以堅定,在于他并不是為了個人討出路而參加共產黨,而是經過了認真的學習和思考,有了足夠的理論準備。

雖然從清末民初以來,父親家族的命運跌宕起伏,但是從來沒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作為官宦之家,若為討個人的出身或前程,父親并不需要參加共產黨。但是,父親選擇了和被壓迫階級為伍。父親的選擇,決不是盲目的。

從同輩人當年的記述中,或許可以看到父親年輕時思想發展的脈絡。父親1936年從江蘇省立南京中學畢業時,同級學友出了一本紀念冊。紀念冊中,有同學之間的相互評價和同學們的代表作。一位名叫楊承棟的同學,為父親寫下這樣的評語:

永遠沒有退避,永遠只有向前,這表示著他具有如何正確而進取的人生觀,倘使缺少這,只不過是一個俯拾即是的,腦中裝滿五車書的所謂“好學生”而已!

由于這進取的人生觀,才能取得把握現實的鑰匙,打破了純個人主義狹隘的天地,不遲疑地成為時代斗士的后繼者。

這位楊承棟,就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許立群。不過,在寫下這個評語的時候,他和我父親還都沒有加入共產黨。

有這樣的人生觀,有這樣的思想基礎,父親選擇為共產主義而獻身,應該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因為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經歷過那樣光明與黑暗的較量,父親才能坦然面對后來很多的風風雨雨。他不像很多同輩人,對社會和黨內的丑惡,要么痛心疾首,牢騷滿腹;要么垂頭喪氣,萬念俱灰。他說,他相信歷史,相信人民。所以,他從不悲觀。

父親的信仰,也體現在他對毛主席和周總理那一代領導人始終如一的崇敬。他曾對人說,“對自己民族出現的杰出人物不知愛惜,是很可悲的”。在大放衛星的年月里,他反感那種不切實際的浮夸風和個人崇拜,但是當革命褪去光環的時候,他堅決反對不顧歷史事實地否定一切。在個人崇拜甚囂塵上的年代,我家里沒有掛過領袖像。而當上世紀80年代以后,一些否定毛主席的思潮暗流涌動時,父親則把他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放大,掛到他的書房里。

這就是父親的“另類”,卻也是他的可敬可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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