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上空的“紅色”電波 ——中共南方局的機要工作

來源:黨史縱橫2019.1 作者:一葉 時間:20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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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日軍相繼占領中國漢陽、漢口、武昌等地。中共長江局機關的部分領導同志被迫撤離武漢,經長沙、衡陽、桂林去重慶。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正式成立,周恩來出任南方局書記主持工作。中共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要在國民黨統治區合法存在、公開活動是不可能的。為了隱蔽工作,黨中央把機構設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內,因此中共南方局對外也稱“八路軍辦事處”。到1946年5月,中共南方局戰斗在國民黨政府陪都重慶長達7年之久,書寫了秘密戰線“在刀尖上起舞”的傳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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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董必武在紅巖。

在艱苦環境中的工作

中共南方局機要科到達重慶后,重新對工作進行了分工,機要科下設三個科:機要科(科長邱松)、電臺科(臺長錢松甫)、文書科(科長劉昂),由秘書處處長童小鵬分管。機要工作是南方局所有工作中最為重要的一項,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它像一條看不見的戰線,機要工作者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戰斗著。

早在武漢淪陷前,周恩來就派周怡、張玉琴到重慶籌建八路軍辦事處,設立工作地點。在中共地下黨同志的幫助下,他們在機房街70號建立了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通訊處,并以公開合法的身份開展活動。后來,又成立了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備案。錢之光任處長,周怡負責南方局的情報工作,對外稱副處長。

中共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一處辦公,對外都稱“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此外,在曾家巖50號設立了“周公館”,周恩來、鄧穎超、葉劍英等人及部分南方局工作人員在此辦公。《新華日報》的編輯部最初設在城內,后移到離紅巖地區不遠的虎頭巖。營業部則設在市區繁華區民生路240號。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一起辦公后,工作人員增多,往來辦事的人絡繹不絕。機房街住所的房子漸漸不堪重負,加上地理位置處在鬧市區,不利于我黨開展秘密工作。周恩來于是指示在重慶另行選址,保證既能在日軍飛機轟炸時迅速撤離,又可更隱蔽地開展秘密聯絡工作。

經川東特委負責人廖志高介紹,黨員劉圣化陪同周怡找到他的媽媽、愛國進步人士饒國模女士。饒女士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饒國梁的妹妹。饒國模在紅巖嘴有個占地200畝的農場,建有一幢三層的小樓,還有兩棟平房、一棟草房。這里利于防空,也有隱蔽性,是個開展工作的理想地方。周怡立即代表“辦事處”與饒女士商談,提出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要在她的農場建一幢樓房辦公,她慨然應允。辦事處給她3000元,由她負責修造房屋。饒女士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購買磚瓦、木石,雇用工匠,馬不停蹄地開始施工。辦公樓建好后,對外稱辦事處,住三年后租用,但實際上饒國模女士從未收過租金。為了應對敵機的轟炸,在建辦公樓時,饒女士讓工人在農場的溝里挖了防空洞。

1939年5月3日,日機從武漢起飛,轟炸重慶市中心區,并且大量使用燃燒彈。重慶市中心大火兩日,商業街道被燒成廢墟,整個山城變成一片火海。機房街70號和棉花街30號的同志,當晚全部轉移到紅巖嘴。5月4日,敵機再次飛來轟炸,把整個機房街炸毀了。當時農場的樓房尚未建好,許多同志分別被安排在饒國模的住宅和雇工宿舍以及存放工具、柴草的茅棚里。博古、凱豐就住到饒國模騰出的房間里,董必武一家三口則擠住在草房里,工作人員分住在柴草房里。電臺、機要科人員住在溝對面的一間破瓦房里,大家打地鋪,男女各一邊,就餐是在“露天飯堂”。敵機一來,大家就鉆進防空洞中譯電報,從未中斷工作。

由于大巴山、秦嶺的阻隔,加上經常陰雨連綿,南方局的通信聯絡受到很大的干擾。遇到天氣不好、又沒有大功率電臺時,通信聯絡工作便更困難。為了擺脫干擾,負責電臺的同志們開動腦筋想辦法,利用下半夜干擾少的時間,突擊收發工作;電燈不明、電壓不穩,他們就自買器材安裝變壓器,來提升電壓;日機轟炸導致停電時,他們就用手搖發電機發電。大家不斷克服各種困難,較好地完成了黨中央交辦的工作。

封鎖和限制阻擋不了與延安的聯絡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隨后連續發動數次反共高潮,制造一系列血案。對解放區進行武裝進攻,對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地方組織進行破壞,對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等公開機關加強監視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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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方局舊址

國民黨反動派千方百計地限制和取消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電臺,而且妄想通過破譯密碼,截取中共方面的核心機密。周恩來、董必武分析形勢,領導全體機要人員憑高度的政治覺悟和精湛的專業技術,在國民黨當局封鎖、包圍和各種限制的環境下,采用“合法和非法、公開和秘密”相結合的方式,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保障了南方局同黨中央及有關組織之間通信聯絡的暢通。

為應對國民黨重慶衛戍司令部對電臺的檢查,時任秘書處處長的童小鵬以辦事處機要科長的公開身份,按規定登記電臺的波長、呼號和聯絡對象,并登記少數報務員、譯電員。而涉及我黨的核心秘密的機要人員則以家屬名義掩護起來,沒有登記。每次國民黨方面來檢查,他都要在辦事處傳達室應付他們。被掩護的機要人員也預先安排好,如以“董必武的外甥”“林伯渠的外孫女”等名義。后來,國民黨方面提出要看看電臺,機要科的同志就把大電臺從三樓搬到一樓讓他們看,而那些專門為收發黨的機密電報設立的秘密小電臺則被藏起來。機要人員們就是采用“以大掩小,以公蓋秘”的辦法,一次次應付過國民黨特務的盤查。因此即便是大電臺被破壞,機要科仍能同延安等地保持密切的聯絡。

國民黨特務為破譯我們的密碼電報,在辦事處附近參政會樓內設置了偵收臺,抄寫我方密電碼,并成立了專門的破譯機構。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指示我機要人員采取了“真假結合”的辦法,即以假報(亂寫的碼子)掩護真報,以外圍(戰報)掩護核心(絕密)。遇到電文較長的電報,就由幾名譯電員同時分譯。另外,為防國民黨當局對辦事處進行突然襲擊,以保證在特殊情況下還能同黨中央保持不間斷的聯系,南方局在重慶市內和郊區設立了多部秘密電臺。

為進一步加強對辦事處的封鎖和限制,國民黨對市場上的無線電器材購買實行嚴格的管控,不經衛戍司令部的批準,任何人不準購買此類器材。南方局機要人員就發動身邊親屬朋友,進行秘密、大量的購買,不僅夠自用(自己裝電臺、換零件),而且還能不斷供應延安三局所需。如真空管、漆包線、矽鋼片、變壓器等必要器材,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車或飛機,必定帶一些去。童小鵬就曾經通過可靠朋友——重慶民生公司電臺臺長袁名實買了不少無線電器材,集存了整整兩大木箱,利用1943年6月周恩來帶100多人乘4輛汽車回延安的機會全部帶過去。他還通過袁名實,派報務員劉澄清投考民生公司,被安排在一艘江輪上當電臺臺長;派錢松甫到魯自誠(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工礦公司設立電臺,他的愛人江洪負責譯電;派李冠華到莫止(中國共產黨黨員)家建立預備臺。

一封標有“AAAA”符號的中央特急電報

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南方局在紅巖召開會議。周恩來帶來了黨中央的最新指示,報告了當前的形勢和提出的對策。他指出:目前時局在急劇轉壞,很可能有突然的大的反共事件發生。我們要力爭時局的好轉,但同時應準備應付突然事變發生。強調黨的工作方式和斗爭方式必須作出改變。他還指示南方局的組織部門立即起草一個文件,并以南方局的名義下發。

1939年6月29日,南方局發出根據周恩來講話精神擬出的《關于組織問題的緊急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從半公開的形式轉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實行與此相適應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機關;強調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都不得違反秘密工作原則。《關于組織問題的緊急通告》的指示以及黨中央的“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和南方局的“勤學、勤業、勤交友”的原則,通過電臺或其他方式先后下達到南方局各地黨組織,使各地黨組織及時采取了措施,保存了黨在國統區的力量不被破壞。

隨著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來,負責機要工作的同志們更加危險了。皖南事變前,南方局往來的電報十分頻繁,電臺一天24小時都有人值班。好在周恩來早有預見,他在1940年5月和8月兩次從延安到重慶都帶了機要和電臺人員,補充了機要工作力量。同年,為解決摩擦,周恩來多次往返延安、重慶等地,積極努力改善兩黨的關系。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卻多方設障,制造分裂,最終導致悲劇發生。

1941年1月7日,電臺收到中央發來的新四軍北上途中被圍的急電。周恩來立即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但蔣介石已蓄意反共對此無動于衷。1月11日是《新華日報》創刊三周年紀念日,很多同志都去化龍橋虎頭巖報社參加紀念活動。周恩來在慶祝晚會上講話時,機要科兩位同志急匆匆地跑來,送上一封標有“AAAA”符號的中央特急電報。周恩來接過電報,迅速一掃,立即以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體同志宣布:我新四軍軍部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突然襲擊,傷亡慘重,局勢危急……在場的同志聽后無不震驚、憤慨。這時,會場內的電燈突然熄滅,大家擔心是否是特務破壞,警衛副官立即在門口警衛,報館也派人查看線路。周恩來不動聲色,他意味深長地對大家說:“同志們,黑暗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恢復照明后,他再一次提醒大家:“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的迫害,還只是其分裂陰謀的開始,我們要準備迎接更嚴重、更艱巨的斗爭。”

皖南事變后,周恩來立即著手應對方案。他首先指示新華日報社的負責同志務必在第二天的報紙上把國民黨襲擊新四軍、破壞抗戰的事件公開,并準備一系列揭露文章。而后,南方局的領導同志隨周恩來和其他部門負責同志趕回紅巖。周恩來連夜召開南方局緊急會議,研究應對局勢的斗爭方針,一方面要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斗爭,另一方面通知各地下黨組織采取應急措施,保護黨員和先進分子,并向中央請示報告。同時,周恩來要求南方局內各單位負責人立即檢查和銷毀文件,告訴大家隨時準備國民黨特務的突然襲擊,保持革命氣節,做好犧牲的準備。

童小鵬向機要人員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并作了布置:除了必用的密碼隨身攜帶外,其他秘密文件都藏到安全地方;樓口日夜安排人值班,聽到傳達室電鈴響,第一時間把手頭的密碼燒掉,決不能落人特務手中。要求大家絕對保密,準備坐牢、殺頭,決不叛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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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離開重慶后,全面負責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

采取應變措施與國民黨周旋

1941年1月17日晚,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通過中央通訊社發布通令,反誣新四軍“叛變”,竟然撤銷新四軍番號,還聲稱要把葉挺軍長交付軍事法庭審判。深夜,周恩來從外面處理完事情回到紅巖,在辦事處二樓召開了南方局和辦事處全體干部會議。他向大家講了皖南事變的詳細經過,并分析了當前的緊張局勢,他說:“時局的發展有兩種可能,即國共兩黨藕斷絲連的局面有可能繼續維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兩斷,全面破裂。我們要有充分的準備,要準備反動派突然襲擊,準備被捕、坐牢、砍頭!不管怎么樣,我和同志們在一起。當然反動派突襲我們,并不在于我們幾個人,主要目的是想搞我黨的機密,如密碼、文件、地下黨員名單,破壞地下黨組織,打擊同情我們的愛國民主人士,我們是決不能讓其得手的。如果發生了襲擊我們的情況,我要去同蔣介石交涉,我是蔣介石、國民黨請來的,一定要盡可能爭取讓蔣把我們送回延安,爭取全師而歸。如果我們被抓起來,要堅持不泄露黨的機密。如問你們是不是共產黨員,男同志都承認,女同志承認是家屬,因為我們是公開的共產黨機關。問你們黨的組織情況,可以告訴反動派,我們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澤東,這里有個黨支部,支委是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書記是周恩來。若再問別的,就一概不知,可以讓他去問書記周恩來。”最后,周恩來號召大家向烈士學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周恩來的講話深深地打動了每一個人,大家都表示了要為黨的事業、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犧牲的決心。同時,為避免和減少可能的犧牲,南方局決定疏散一部分同志,要求同志們服從組織安排。

周恩來講完話,已是次日凌晨,他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后,把童小鵬和龍潛、袁超俊三位同志叫到他的辦公室,指示他們成立一個保密工作小組,制定保密守則,檢查保密工作,準備對付國民黨特務的突然襲擊。這時,新華日報社的同志向周恩來匯報說,揭露皖南事變的文章全被國民黨新聞檢查扣壓下來,禁止刊登。國民黨特務還不放心,整日派人在報社審看第二天的報紙。周恩來聽完,沉吟片刻對來人說:“你回去告訴章漢夫,把被檢扣的兩個地方用別的消息補上,印好幾張報紙送檢,我要另寫東西,放在那里,不要送檢,而且要大量印發。”報社的同志走后,周恩來憤然揮筆,寫下了轟動全國的四言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他把對殉難的新四軍壯士的哀痛、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憤怒全部凝結在這25個字中。他簽上字后把詩和題詞裝入信封,寫好“立送漢夫同志親收”,讓童小鵬立即派人急送報社。

童小鵬派副官岳仁和一名警衛戰士從招待所翻山過去把這封信送到報社,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當面交給章漢夫。第二天清早,《新華日報》除報童送報外,還有許多工作人員去送報。他們沖破國民黨特務的阻撓,將報紙送到讀者手中。

國民黨當局看到周恩來的題詞后,立即扣留了報童和報紙。當天下午,周恩來約見國民黨代表張沖一同到憲兵司令部抗議,要求釋放被扣押的報童,發還報紙。他說,你們如不放報童,我和董必武自己上街送報,看你們敢怎樣。國民黨憲兵司令部只得釋放報童。周恩來拿了部分被扣報紙,在返回途中散發給路邊行人。18日晨,機要科的同志們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召開會議,成立保密委員會,由童小鵬、袁超俊、龍潛以及辦事處、周公館和報社各派一人組成,由童小鵬牽頭。他們用兩天時間制定了詳細的保密工作條例,內容包括對內部文件保管使用的規定,工作人員外出行動的紀律,還有工作人員在外應付突變的措施。童小鵬把條例交給周恩來審定,他表示滿意,批準立即執行。當年在南方局、辦事處和報社工作的同志嚴格遵守保密條例,條例成為在國統區對敵斗爭、應付突然襲擊及保衛、保密工作的守則。

在具體執行條例時,機要科還采取了特別的措施。一是要求各部門認真清理機密文件材料。有些重要的材料要立即用密電發往延安,發完之后即燒毀。一般機密材料要記在腦子里,不保存。非保存不可的,如密碼、每個人所聯系的重要關系的地址、暗語等,要用極小的字把它抄到很薄的紙上,并放在隨手可取的隱蔽地方。要求每人隨身備有火柴,遇到突然情況馬上將材料焚毀。三樓機要科保險柜里還故意放幾本假密碼本子,而真實密碼本遇緊急情況即燒毀;備用密碼本則用鐵盒裝起來,藏在水泥磚心里,與磚夾在一起,不易察覺。三樓專門備了一個燒文件的鐵爐子,電報傳閱過即毀。二是每層樓安裝一個電鈴,電鈴按鈕裝在傳達室。一旦有情況,值班人員按響警鈴,各個部門立即做應急處理。在二樓、三樓的樓梯口處裝上結實的門,緊急時分工把守,爭取時間銷毀密件。三是加強警衛,傳達室增加人員,二樓加哨,晝夜值班。這些緊急措施下達后,周恩來還組織大家進行了演練,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

“天書電報”讓國民黨專家們白費勁

由于我黨正確執行軍事防守、政治進攻的方針,在斗爭中爭取了各界人士和國際輿論的支持,國民黨頑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敗告終。可是蔣介石亡我之心不死。1943年6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集結幾十萬大軍,妄圖閃擊陜甘寧邊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地下黨員、當時任胡宗南機要秘書的熊向暉通過地下電臺及時將情報密報黨中央。黨中央迅即決定由朱德總司令明電胡宗南戳穿蔣介石的陰謀,并在政治上公開,廣為揭露,同時在軍事上做好充分準備,最終使這一陰謀計劃流產,事態因此未進一步擴大。

在這期間,周恩來因為工作需要回到延安,南方局由董必武負責。國民黨頑固派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又一次對我電臺進行控制。9月,何應欽的軍政部以各軍駐渝辦事處都不設電臺為借口,把所有電臺都封閉了,還讓辦事處通過軍政部的電臺同延安和前總聯絡。對這種明目張膽對我封鎖的行為,周恩來從延安致電蔣介石,要求將電臺轉交董必武作為“黨臺”使用,但遭到蔣介石的拒絕。面對這種情況,董必武讓童小鵬帶領機要工作人員同軍政部進行巧妙的斗爭。機密電報盡量壓縮字數由三樓秘密小電臺收發,相對不重要的電報,如一般的事務和報紙摘要等電報則送到軍政部總臺發出,用比較簡單的密碼,做好讓國民黨特務破譯的準備。延安來電大都是前方戰報或邊區消息。為了迷惑特務,我機要人員就在送發的電報中夾雜一些閉著眼睛亂寫的“電報”送去,事先與收報方約好,收到后扔掉,而這些比“天書”還難解讀的“電報”,可讓國民黨專家們白費勁了。事實證明,這種斗爭方式是相當成功的。

1944年4月,國民黨軍政部又要求檢查密電底稿,我黨同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董必武給何應欽寫信,說明自己是中共中央代表,與中央的來往電報不能送檢,何應欽只得回信答應“暫時特準免繳電底”。不過機要科還準備他們隨時來突襲的,已在保險柜里放著假密碼本和假電報底稿備查。與此同時,繼續迷惑軍政部電臺,而辦事處的兩部秘密小電臺,一部使用,一部備用,保證只要不封閉辦事處,就能同中央保持電信聯絡,必要時還可啟用在外面的預備臺。

抗戰時期,我黨除了同國民黨保持統一戰線關系外,特別重視開展同蔣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如四川的劉文輝、潘文華,云南的龍云。1942年,劉文輝到重慶,經過進步朋友的介紹,周恩來同劉文輝進行秘密會談。周恩來希望劉文輝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并希望他支持民主同盟等進步力量,劉文輝表示同意。劉文輝還主動提出,為了及時了解中共政策和交換意見,希望中共派代表并帶秘密電臺到雅安住地。經中共中央批準,當年冬季,周恩來派王少春(長期做情報工作的地下黨員)為代表到雅安劉文輝的司令部,以高級參謀名義,他的夫人秦惠芳和幼女王明明以及報務員楊作愛帶上小電臺同去。不久,雅安電臺就同重慶南方局和延安建立了聯絡,一直到1949年12月劉文輝在四川起義,王少春才回到北京01943年,云南省主席龍云通過民盟的羅隆基表示要和周恩來見面,并同中國共產黨建立經常聯系。不久,周恩來派華崗和報務員楊才帶小電臺到昆明。龍云把他們安置在他主持的綏靖公署內,架上秘密電臺和重慶南方局聯絡。

為重慶談判立下汗馬功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往何處去,成了擺在國共兩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我黨以中華民族利益為重,實行“和平、民主、團結”的建國方針,國民黨蔣介石則以假和平為幌子,三次電邀毛澤東赴渝談判,掩蓋其發動內戰、進行獨裁統治的真實目的。經黨中央研究,為揭露國民黨蔣介石的陰謀,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的陪同下,毅然赴重慶談判。

8月25日深夜,重慶辦事處三樓的小電臺收到延安的“AAAA”急電,機要科立即翻譯出來,是周恩來給錢之光和徐冰、張明的長電,告知毛主席將到重慶談判,辦事處要做好一切準備工作,特別是保衛工作。周恩來在電報中作了詳細的部署,從毛澤東在重慶的住處、飲食、交通、警衛到每個生活的細節都一一安排。26日凌晨,錢之光、徐冰、張明即召集有關同志開會,按周恩來的指示,一一落實各項工作。

機要科借重慶談判之機,要求國民黨啟封電臺,但他們不同意。當然,所有機密電報仍繼續通過秘密小電臺收發。為了掩護,繼續送“無字天書”的亂碼到軍政部總臺發電,延安也照此辦理來電。毛澤東指揮劉鄧大軍粉碎閻錫山向上黨地區的進攻、取得殲敵3.5萬人的偉大勝利,以及建議中央向東北迅速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隊,去建立東北根據地等重要電報,就是經過秘密小電臺發出的。

談判期間,來往電報多是“AAA”或“AAAA”急電。周恩來先同毛澤東一起商量,處理來電和發電,然后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親自起草重要情報報告中央。一般的情報由童小鵬摘編成電報稿報周恩來批閱簽發。情報來源很廣泛,王炳南、吳克堅、張明等都有很多情報關系,民主黨派人士也常供給重要情報。許多機密情報是由潛伏在國民黨中央機要處速記室的我地下黨員沈安娜提供的。

1945年底,周恩來回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準備參加政協會議和談判的情況。12月9日,中共中央電告董必武、王若飛向國民黨交涉代表團的駐地,南方局接電后立刻著手交涉。3天后,國民黨當局將重慶市區中山三路263號中國銀行的一排四幢三層小樓交我方使用。

12月16日,周恩來率代表團成員及工作人員40多人分乘3架美軍C47運輸機到達重慶。當晚,童小鵬擬了一個代表團已平安到達重慶的電報給黨中央,送周恩來批后,即由秘密小電臺發到延安。接著,周恩來傳達了黨中央關于政協代表團的名單和任務,以及關于恢復南方局的決定。

王炳南向美軍方面交涉借用電臺一事進行得很順利。17日下午,美軍司令部通信部門就派了4名技術人員帶上一臺400瓦的大電臺到了代表團駐地。機要人員很快就架起了天線和收發報臺,接通電流調試。這部電臺,美軍一直保證器材的供應,代表團遷至南京時仍繼續使用,一直到1947年3月6日,董必武率最后一批工作人員撤離的前一天,才交還美軍司令部。

機要電臺為重慶和延安架起一座空中橋梁,為政協會議我黨聯絡各民主黨派和各界著名人士了解會議進行情況、傳遞黨中央的指示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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