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蔽戰線的特殊戰士,利用陳云給的兩根金條開創了我黨紅色實業

來源:黨史博采 作者:方強 時間: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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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是黨的隱蔽戰線斗爭中的堅強戰士楊琳(秦邦禮)誕辰110周年。提起黨的隱蔽戰線斗爭,人們會立刻聯想到地下情報、地下交通、地下軍火運輸等驚心動魄的傳奇場面。因為隱蔽戰線斗爭,是黨的革命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革命戰爭時期,由隱蔽戰線的地下尖兵們為黨開創實業經濟的偉績卻鮮為人知。總部設在香港的華潤(集團)有限公司,是黨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家對外貿易機構。從1948年12月正式掛牌到今天,已經走過整整70年的不平凡歷程。不過,華潤公司的歷史卻可以追溯到1938年成立的一家名為“聯和行”的小小的貿易商號,這家商號的老板叫楊琳,也是10年后華潤公司的首任董事長。

兩根金條辦起黨的紅色生意

楊琳又名楊廉安,真名秦邦禮,是曾為黨內負總責的博古(秦邦憲)的親弟弟。秦邦禮1908年8月出生于江蘇無錫,比秦邦憲小1歲。兩人從小就在一個班讀書。1916年父親因患肺結核去世,當時秦邦憲才9歲,秦邦禮8歲,妹妹秦邦范6歲。由于失去了直接的經濟來源,一家只好賣掉房屋,暫住在族叔家中,靠田地及遺留的存款放債為生。1922年,14歲的秦邦禮為了資助哥哥和妹妹讀書,主動放棄學業,去無錫復元錢莊做學徒工。不久,秦邦禮參加了無錫錢業職工會,擔任執行委員,并與無錫黨組織的高文華建立了聯系。

1927年11月,作為進步青年的秦邦禮參加了嚴樸(又名嚴達人)領導的無錫秋收起義。起義失敗后,國民黨殘酷鎮壓起義者,以“暴徒”的罪名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秦邦禮被迫離開無錫前往上海避難,在親戚莊千祿的介紹下在一家小店鋪里做起了店員。秦邦禮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由于細心聰明,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店鋪的主要業務,并將店鋪經營的有聲有色。這為他以后開展黨的紅色實業經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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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期的秦邦禮。

為了進行情報收集和保護黨中央在上海負責同志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來親自領導的中央特科應運而生。1931年4月,隨著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形勢變得十分嚴峻。周恩來、王明先后離開上海,分別去了中央蘇區和共產國際。剛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博古臨危受命,擔任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負總責,陳云接替周恩來成為新特科的負責人。由于特科人員已經大部暴露,隨時都可能被捕,陳云決定啟用新人,設立新的聯絡點。博古就把自己的弟弟,時年23歲的秦邦禮介紹給了陳云,要弟弟參加這一工作。這對于一個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的進步青年,是十分光榮的。陳云一方面大膽使用,一方面精心培養,讓秦邦禮在工作中接受考驗。秦邦禮也不負眾望,多次順利地完成了任務。1931年冬,經嚴樸和顧初介紹,秦邦禮(化名楊廉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時,上海原有為黨提供掩護的店鋪已經不能再使用,因此需要重新尋找做掩護的聯絡點店鋪。1931年的一天,上海南京路附近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層小樓里,兩個男子夾著煙斗在商討重要問題。這兩人之中,年長一點的人是中央特科新負責人陳云,年輕一點的便是秦邦禮。陳云從懷里小心翼翼地抽出兩根金條交給秦邦禮。秦邦禮此次所接受的任務就是以這兩根金條做資本,為黨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站、籌集經費。

很快地,秦邦禮用陳云給的這兩根金條,迅速在上海開辦了一家米店,把無錫的大米運到上海來出售。這是新特科開辦的第一家店鋪,有了這個店鋪,黨在租房子或者營救被捕人員的時候,就可以出面“打保單”。米店很快就賺了錢,秦邦禮又開了一家家具店,供黨組織開會使用。一次黨組織開會途中突然遭遇國民黨警察的搜查,開會人員將文件放在使用的家具中,并把事先準備好的麻將拿出來,做成一副剛剛在打麻將的樣子。由于家具有特制的夾層,國民黨警察并沒有查出什么有用的資料。等國民黨警察走后,秦邦禮借“家具要維修”的名義,派人將家具搬回家里,從而保全了會議的重要資料。米店和家具店一方面為黨的工作提供掩護的場所,一方面又為上海地下黨組織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秦邦禮采用滾動發展的辦法,在一年之內先后又開設了糖坊、南貨店和文具煙紙店。這些店鋪既可以作為聯絡站,又可以出面“打保單”,營救那些被捕但沒有暴露身份的人員。

黨中央秘密交通線的重要負責人

為了連接上海與中央蘇區的交通,保障交通線的通暢,陳云又派秦邦禮去汕頭開店。秦邦禮拿著陳云給的經費,在汕頭開辦了“中法藥房汕頭分店”。當時從上海到瑞金,途中要經過香港或廣東,然后走“汕頭——三河壩——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路線跨越白區、半游擊區和蘇區三段,大埔以上全是水路,以下則是山區,為了安全有時還要徒步走山路,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原來的交通站暴露以后,在汕頭的中法大藥房就成為秘密轉移黨員和交換文件的重要交通站。秦邦禮辦的店鋪主要是為了掩護傳遞情報、營救被捕的地下黨員、接送蘇區領導干部、購買蘇區緊缺物資,為紅色根據地的生存提供了物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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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禮

1933年初,上海的臨時中央作出決定,將臨時中央部分重要干部和機關人員遷往蘇區,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分三批出發。第一批是劉少奇等,第二批是張聞天等,第三批是博古和陳云。秦邦禮多次往返于上海和汕頭之間,護送黨的負責同志前往蘇區。據資料記載,經由這條線路進入蘇區的黨員干部達到200多人,其中就包括了林伯渠、李維漢、陳賡和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等。其中護送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的過程可謂富有傳奇色彩。由于李德是德國人,外貌特征很顯眼,路上不斷遇到盤查。因此要把李德安全護送到蘇區,秦邦禮就需要不斷為李德的身份做出變化。首先秦邦禮把李德扮裝成游客,乘坐英國輪船到汕頭,并安頓到汕頭的中法大藥房。從汕頭出發后秦邦禮又把李德裝扮成考古學家,待到大浦后又將其化裝成傳教士的模樣,身穿一襲黑長袍,胸前佩戴十字架,避開了多次國民黨軍的盤查,成功完成了任務。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了遵義會議。5月31日,中央決定派陳云、潘漢年前往上海恢復黨在白區的組織,同時尋找共產國際代表,匯報遵義會議情況。陳云經重慶抵達上海后,與留守上海的秦邦禮取得了聯系。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鑒于上海地下黨組織已遭嚴重破壞,無法展開工作,指示陳云赴莫斯科直接向共產國際匯報黨所處的困境并希望得到下一步指導。1935年秋,陳云同曾山、楊之華、陳潭秋、秦邦禮(化名方一生)等一行乘坐蘇聯貨輪,由上海到海參崴,再乘火車抵達莫斯科。他們抵達莫斯科不久,斯大林會見了陳云一行和先行到達的潘漢年、嚴樸等人,聽取了他們的匯報。他們一行還出席了“青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大會閉幕后進入列寧學院學習。

1937年春夏之交,秦邦禮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繼續經營店鋪,準備迎接共產國際的代表。“八一三事變”后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原計劃無法實施,中央指示秦邦禮賣掉店鋪回到延安。回到延安的秦邦禮在中央黨校教務處工作,由于留學蘇聯的經歷,組織決定讓秦邦禮擔任馬列學院的教師,教授《聯共(布)黨史》。

為黨在海外建立第一家紅色實業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作為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蔣介石允許黨在國統區建立“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與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協商,希望能在香港設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得到其認可。1938年1月,黨中央決定派廖承志等人前往香港籌建“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在延安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找秦邦禮談話,讓其前往香港開設公司,為掩護和協助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按照組織安排,秦邦禮先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領取經費,再到香港。所以,他也成為“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最早的成員之一。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辦公地點設在皇后大道中18號,對外掛牌“粵華公司”,主要負責在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資金和物資,用來支援八路軍和新四軍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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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禮(右三)與其親屬一起合影。

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資金和物資,并將其順利運送到抗日前線,香港八路軍辦事處決定成立一個相對獨立的合法公司,由這間公司開辦銀行賬戶,辦理倉儲和運輸業務。由于秦邦禮相貌堂堂,風度翩翩,溫文爾雅,典型的一副儒商派頭,加之又有在上海經商的經驗,后來又留學蘇聯,會講幾門外語,因此這項隱蔽經商的任務就交到他的手中。經過一番調查和準備,在1938年夏秋之交,秦邦禮開辦了“聯和行”,公司設在香港干諾道中,注冊資金為三萬港幣,公開業務是經營南北雜貨,實質上是秘密采購蘇區緊缺的物資。聯和行就是華潤公司的前身。秦邦禮初到香港時叫楊廉安,在無錫方言里“聯和”與“廉安”發音相近,公司的名字與他個人的名字相關聯,看上去這家公司更像一間私人公司。這個名字是經過中央有關部門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長江局”批準的。同時,秦邦禮還有一個電報用名,叫楊琳。聯和行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香港采購陜甘寧邊區急缺的西藥、發電機、汽車配件、電信設備等物資;接收運送華僑捐助給八路軍、新四軍用于抗戰的物資和錢款;保持與以粵華公司為掩護的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聯絡。

1939年3月13日,香港英國警察突然查封了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粵華公司”,中共代表廖承志也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接收捐贈和轉運的事宜都落到了秦邦禮手上。為了分解他的負擔,何香凝女士介紹美籍華裔女青年黃美嫻給秦邦禮當助手。黃美嫻的父親是美國加州商會的主席,曾熱心支持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在香港僑界很有影響力。黃美嫻能講上海話又精通英語,其叔父更是國民黨廣西省政府民政廳的廳長,更加有利于開展秘密工作。隨著工作的開展,秦邦禮和黃美嫻之間互生情愫,1944年中共南方局批準了秦邦禮和黃美嫻的結婚請求。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25日香港完全淪陷,秦邦禮在很短的時間里將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轉移到內地和海外,未使他們落入日軍之手。隨后,他按照組織要求于1942年10月抵達重慶接受新的任務。到達重慶后,秦邦禮向周恩來詳細匯報了香港的情況,并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要求撤銷除去重慶和西安兩地以外的所有八路軍辦事處。由于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幾個月時間里沒有暴露身份,1943年春周恩來指示秦邦禮以僑商身份為掩護,在華南一帶繼續經營西藥、紗布、食鹽、無線電器材等商品,將延安所需要的物資分批運往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并要求他“利用合法(方式),爭取社會地位,積蓄力量”。秦邦禮回到廣東后,將公開姓名從楊廉安改為楊琳。從此,楊琳這個名字成為他后半生的正式名字,并一直沿用到去世。

抗戰結束后,1946年秋楊琳被召到上海,接受周恩來賦予的新任務:打通海上運輸,發展國外貿易,交流國內外物資;完成財政任務;培養對外貿易干部。回到香港后,楊琳把“聯和行”改名為“聯和進出口公司”,簡稱“聯和公司”。

聯和進出口公司得到迅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東北解放區之間的貿易活動。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陳云、蕭勁光等在南滿領導了“四保臨江”戰役,使在東北的我軍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東北戰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四保臨江”戰役結束后,陳云回到哈爾濱主持東北局財經工作。東北有可供出口的糧食,但是缺少工業設備和生產原料,因此陳云提出要“設法打通對外貿易”。中央同意陳云提出的通過東北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設想,并指示楊琳組建海上貿易通道。楊琳利用過去多年在香港的關系,組建了解放區與香港的貨運通道,將解放區熔鑄的金條兌換成美元和港幣,用以采購解放區所需的物資。

1947年11月打通的香港與東北的海上貿易通道,讓聯合公司得以迅速壯大,人員和營業額都在不斷增加,其知名度也在不斷提高。

此時,楊琳等人考慮到公司已經不是他們幾個人的生意,所以將“聯和公司”改名為“華潤公司”。“華”代表“中華”,“潤”取自毛澤東的字,表示由中央直接領導管轄,還代表雨露滋潤、資源豐富,全體員工鼓掌贊成。會后,楊琳向中共香港工委作了匯報。經港英當局注冊,1948年12月18日,華潤公司正式掛牌,注冊資本500萬港元。同時,中央決定將黨在香港的廣大華行與華潤公司合并,并在此后又陸續將黨在香港的幾家貿易機構全部歸于華潤旗下。1950年夏,中央決定在香港的中央、華東、華南3個系統16個單位合并入華潤,成立香港貿易委員會,楊琳任主任,同時兼任華潤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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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禮(前排右一)與夫人及秦邦憲夫人張越霞(后排左一)、妹妹秦邦范(后排左二)。

1948年4月,毛澤東和中央機關移至晉察冀解放區。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5月5日,客居香港的各界民主黨派的代表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和郭沫若等人聯名致電毛澤東并轉達解放區人民,表示擁護五一口號,愿通電國內外各界及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因此,中央決定利用中華貿易總公司、聯和進出口公司已經打通的海上商業通道,即香港——朝鮮——東北,以押送豬鬃、大豆和皮毛等貨物為掩護,秘密護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楊琳承擔了這一重任,先后分四批將客居香港的350多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愛國華僑秘密運送到解放區,確保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勝利召開。

新中國對外貿易工作的重要負責人

1952年8月,中央決定成立對外貿易部(今商務部),華潤公司同時也交由外貿部管轄,楊琳奉命回到北京,出任外貿部綜合計劃局局長。1955年,楊琳被派往印尼,擔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商務參贊。1961年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籌建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楊琳出任外經委副主任(副部級),主任由方毅兼任。但由于方毅負責援越工作,經常在越南,實際上外經委的日常工作由楊琳主持。1966年方毅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沖擊,為了保證外經委的正常運轉,楊琳不得不每天加班加點,事無巨細都要親自去做,還要參加外事活動,并隨時準備向總理匯報情況。因此,楊琳一度因勞累過度而住院。

1968年春,造反派以“特嫌”的罪名將楊琳隔離審查,楊琳與夫人黃美嫻被分別隔離,與家人失去聯系。1968年冬的一天,楊琳的女兒秦文去醫院看病。秦文在華北局計委工作,她知道計委和外經委的定點醫院都是北京人民醫院。她懷著試試看的心理,在醫院查找到了住院記錄,果然有父親的名字,喜出望外的秦文馬上跑向父親的病房。在一個10人間的大病房里找到了父親。楊琳看到女兒很高興并告訴她,門外有人看守,不能久留。在急切詢問家人的情況,尤其是小兒子楊偉的情況后,非常嚴肅的對秦文說,“記住,我不會自殺。”楊琳這樣告訴女兒是為了以防萬一,因為“文革”時期,自殺的人很多,死后定罪大多是“畏罪自殺,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他的老戰友已經好幾個因不堪受辱而先后自殺。沒過幾分鐘,看守就發現了秦文,把她攆走。這是家人最后一次見到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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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禮

1968年12月10日,楊琳因心肌梗死不幸逝世。當天邱會作召集隔離審查的高干們開會。散會后下樓的時候,楊琳走得比較慢,有人從后面用力推了他一把。楊琳摔倒后滾下樓梯,頭磕在樓梯拐角處,當即昏迷,送進醫院后死亡。就這樣楊琳帶著“特嫌”的罪名,帶著頭上的傷痕,更帶著心靈上的傷痕,突然間離去,沒有留下任何遺言,沒有任何親人在場,甚至沒來得及對醫生說“我是被迫害的”。

因為“特嫌”罪名的緣故,楊琳一家人都受到牽連。1969年秦文去了五七干校學習,她的哥哥和二弟在新疆,小弟大學畢業后被下放到延安鍛煉學習。1973年外經委曾試圖為楊琳平反,但最終沒有成功。

1974年秦文回到北京后,由于知道父親1938年至1949年在香港工作期間主要受周總理的領導,便想到給總理寫信。但由于總理病重,秦文并沒有立即給總理寫信。1975年春,總理突然病情加重,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秦文還是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請求為父親楊琳平反。病中的總理收到信后,在醫院親筆批示:酌辦,并簽下“周恩來”三個大字,把為楊琳平反的事交給復出后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1975年7月,經鄧小平、李先念、華國鋒簽批,楊琳的冤案得到平反。1975年8月21日,外經部為楊琳同志舉行骨灰安放儀式,他的骨灰終于被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悼詞中寫道,“楊琳同志雖然逝世七年了,但是當我們回憶起他的革命精神時,無不感到沉痛和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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