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稻北粟:中國農業起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趙志軍 時間: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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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的農業起源中心區之一。中國的農業起源可分為兩條源流:一是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核心、以種植水稻為代表的稻作農業起源;二是以沿黃河流域分布、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起源。考古發現揭示,在中國可能存在著第三條獨立的農業起源源流,即分布在珠江流域地區、以種植芋頭等塊莖類作物為特點的熱帶原始農業起源。

農業起源是一個漫長的社會經濟演變過程。考古資料顯示,中國古代農業起源的過程經歷了數千年之久,起始自10000年前出現的人類耕作行為,完成于距今5000年前的農業社會建立。其間,采集狩獵在人類生活中的比重日漸衰落,農業生產的比重日漸增大,最終農業生產取代采集狩獵成為人類社會經濟的主體,標志著社會發展進入農業社會階段。

南方稻作起源與發展

現今世界上主要栽培作物的馴化時間大多是起始于距今10000年前后,這與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的全球氣候變化直接關聯。目前,在中國發現的10000年以前的古代稻遺存出土自四處考古遺址:江西萬年縣的仙人洞遺址和吊桶環遺址、湖南道縣的玉蟾巖遺址,以及浙江浦江縣的上山遺址。其中,仙人洞、吊桶環和玉蟾巖是洞穴遺址,上山遺址雖是露天遺址,但僅發現了一座疑似房屋遺跡,說明這一時期的古代先民仍處在季節性半定居狀態。

這四處考古遺址均出土了大量的動物骨骼,經鑒定全部都屬于野生動物遺骸;出土的石器和骨器都屬于狩獵工具或加工工具,沒有發現明確的農耕工具。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經濟仍屬于采集狩獵階段。然而,在這四處考古遺址均發現了水稻遺存,例如上山遺址浮選出土了炭化稻米,在出土的紅燒土殘塊內發現了炭化稻殼,以及在陶土中摻入稻殼的陶器制作技術。據此推測,稻已經成為當時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植物種類,古代先民在采集野生稻的同時,很有可能開始實施了某些耕種行為。

在農業起源研究中,耕種是一個特定概念,專指人類為了有利于植物的生長而采取的各種行為,如平整土地、砍伐燒荒、播撒種子、除草管理等。耕種行為是栽培作物馴化的前提,也是農業形成的先決條件,所以人類耕種行為的出現可以作為農業起源過程起步的標志。

距今8000年前后是農業起源的關鍵階段,出現了常年定居村落,陶器制作逐漸標準化,磨制石器的比例不斷增加,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農耕生產和家畜飼養。

目前,在中國發現的明顯帶有稻作農業特點的早期考古遺址都屬于這個時期,例如湖南澧縣的彭頭山遺址和八十檔遺址、浙江蕭山的跨湖橋遺址和嵊州的小黃山遺址、河南舞陽的賈湖遺址和鄧州的八里崗遺址等。這些考古遺址都出土有水稻遺存,以及間接反映農耕生產的田間雜草遺存,同時也出土了菱角、蓮藕、橡子等通過采集獲得的野生植物遺存。根據量化分析發現,與采集獲得的野生食物資源相比,水稻遺存并不具備明顯的優勢。

另外,這些遺址出土的動物遺骸都是以鹿為代表的野生動物為主,家養動物的出土數量非常少,說明與種植業相伴的家畜飼養業剛剛起步。農業的起源是一個漸變過程,在這個過程的早期階段,古代先民雖然已經從事稻作生產,并開始飼養家畜,但食物來源仍然主要依靠采集狩獵。當時的社會經濟主體應該是采集狩獵(漁獵),屬于農業生產范疇的水稻種植和家畜飼養,僅是輔助性的生產活動。

距今7000—6000年間的河姆渡文化對稻作農業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義,21世紀初在河姆渡遺址附近又發現一處屬于河姆渡文化時期的考古遺址,即田螺山遺址。

在田螺山遺址出土了異常豐富的植物遺存,包括水稻、菱角、橡子、芡實、南酸棗核、柿子核、獼猴桃籽以及各種雜草植物種子。根據量化分析,水稻是當時人們最重要的食物資源,但采集獲得的橡子、菱角、芡實等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食物構成。這說明在河姆渡文化時期,雖然稻作生產已經成為了社會經濟的主體,但尚未完全取代采集狩獵,由于當時的稻作生產水平較低,仍需要通過采集狩獵補充生活資料來源。

漫長的稻作農業起源過程在良渚文化時期終于完成。良渚文化是分布在環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測定年代在距今5200—4300年間。良渚文化時期,環太湖地區的考古遺址數量驟增,反映出人口大幅度增長,這應該與稻作農業的高速發展直接相關。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區域即浙江余杭地區,發現了一座宏偉的良渚古城,在古城的北部和西北部還發現了大型水利工程,這些建設工程需要投入的勞動量十分巨大。

一個距今5000年前的區域性古代社會群體竟然有如此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抽調大量勞動力從事與基本生活資料生產無關的勞役,反映出當時的稻作農業生產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水稻單位面積產量增加,僅需要投入一部分社會成員從事農業生產就可以為全社會提供充足的糧食。這清楚地說明,至遲在良渚文化時期或更早,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經完成了由采集狩獵向稻作農業社會的轉變。

北方旱作起源與發展

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過程與南方稻作農業的十分相似,但略有不同。中國南方地區的石灰巖洞穴分布廣泛、發育良好,考古發現了許多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初期的洞穴遺址。但在中國北方地區,屬于這個時期的考古遺址屈指可數,而且大多是露天遺址,例如北京門頭溝的東胡林遺址、河北徐水的南莊頭遺址、河南新密的李家溝遺址、山西吉縣的柿子灘遺址等。

其中,東胡林遺址出土了少量的炭化粟粒。東胡林遺址的面積很小,發現有墓葬、灶坑和灰坑,但未發現房址,出土的動物骨骼均被鑒定為野生動物遺骸。很顯然,東胡林遺址古代先民屬于半定居的采集狩獵群體,但出土的炭化粟粒又說明,東胡林人很可能已經開始耕種小米。

在中國北方發現的明顯帶有農耕特點的早期考古遺址也是屬于距今8000年前后這個關鍵時期,例如河北武安的磁山遺址、河南新鄭的裴李崗遺址和沙窩李遺址、山東濟南的月莊遺址、甘肅秦安的大地灣遺址、內蒙古敖漢的興隆溝遺址等。

這些考古遺址或多或少都出土了粟和黍兩種小米遺存。通過分析發現,這個時期的古代先民已經開始從事種植粟和黍的旱作農業生產,但采集狩獵活動仍然是生業形態的主導。換句話講,在旱作農業起源過程的早期階段,社會經濟也表現為以采集狩獵為主、農耕生產和家畜飼養為輔的生業模式。

距今7000—5000年間的仰韶文化時期是中國北方地區古代文化高速發展的時期,在渭水流域、汾河谷地、伊洛河流域等幾大黃河支流地區發現的仰韶文化時期考古遺址已多達2000余處,經過發掘的也有近百處。

通過在幾處仰韶文化時期考古遺址開展的植物考古研究發現,早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即半坡時期,農業生產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已經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但通過采集獲得的菱角、藜籽等可食用野生植物,仍然是當時的食物資源之一。隨著技術和社會的發展,農業生產比重逐漸增大,采集狩獵的作用逐漸降低。當發展到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即廟底溝時期,采集狩獵的必要性已經微不足道了,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產終于取代采集狩獵,成為仰韶文化社會經濟的主體,中國北方地區進入農業社會階段。

中國農業起源過程全部完成,南方和北方均進入農業社會階段之后,稻作農業的生產技術和生產規模不斷發展,但以水稻為主體農作物的生產特點至今都沒有改變。然而,北方旱作農業在發展進程中又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轉變,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后,起源于西亞的小麥傳入中國。憑借其優良的高產品質,小麥對中國本土的粟和黍兩種小米產生了沖擊,并逐步取代小米成為北方旱作農業的主體農作物。從此奠定了數千年來“南稻北麥”的中國農業生產格局,一直延續至今。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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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物傳播與接納

黃河中下游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在發展過程中除了依賴粟、黍類中國北方本土作物以外,也在不斷地吸收和接納來自其他地區的新作物品種為己所用。其中,最重要且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起源于長江下游地區的稻米和來自于西亞地區的小麥。這兩種作物對于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的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二者具體傳入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時間、為當地人們所接納的方式和程度都有著很大的不同。

稻米:重要性由強轉弱

早在裴李崗文化時期,無論是位于中原地區屬于裴李崗文化的朱寨遺址,還是海岱地區屬于后李文化的月莊遺址、西河遺址等,都已經發現有稻米遺存的證據。盡管大部分遺址所發現稻米遺存的數量都較少,但至少說明,早在裴李崗時期,或是通過貿易,或是本地種植,稻米已經出現在了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區域。之后,無論是在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早期,還是海岱地區的北辛文化時期,也都陸續有稻米遺存的發現。

仰韶中期,稻米遺存無論是在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區域內,還是中原地區廟底溝文化的絕大多數遺址中,都有少量發現,伴出的稻米基盤、稻殼植硅體和稻田常見雜草的證據也一定程度上說明其本地種植的可能。據此可推測,這一時期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已經普遍出現稻米,但數量很少,也許與少數遺址中貴族利用稻米釀酒,或作為包含外來因素的珍貴食物的專門食用有關。

仰韶晚期,黃河中下游各地區出現了不一致的情況:海岱地區幾乎未發現任何稻米遺存;而中原地區的一些遺址中,稻米在生業結構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提高。比如,關中地區的藍田新街遺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稻米遺存,盡管重要程度還不及粟,但似乎也印證了稻米重要性的提升。這可能標志著當地先民對于稻米的利用開始出現了和上一階段不一樣的情況,也許不再作為僅供釀酒或少數貴族所食用。

到了龍山時期,在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稻米的重要程度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魯東南的沿海地區,稻米首次作為主要農作物遺存出現,中原地區在水資源較好的遺址中,稻米幾乎都成為僅次于粟的第二重要的農作物資源;在魯西北、晉南等區域,稻米遺存非常有限。由此看來,在龍山時期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稻米的重要性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域性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在洛陽盆地、嵩山東麓和魯東南臨海區域,凡是水資源條件較好的地區,都有大量的稻米種植。可見,中華文明發展至龍山文化時期,稻米得到了普遍認可。

區別于龍山時期稻米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大行其道,二里頭文化時期(岳石時期),除了極個別都邑性遺址(如二里頭遺址)以外,稻米的重要性無論在中原地區,還是海岱地區的臨海區域,都有了非常明顯的下降。商文化時期,該地區在稻米的出現上似乎有著相當一致的規律性:在規模、人口較大的都邑性遺址中(如大辛莊遺址、小雙橋遺址和鄭州商城遺址),稻米的重要性似乎要高于一般性的遺址,這可能與貴族與平民飲食之間的差別有關。進入兩周時期,與上一階段情況相似,無論在黃河中游還是黃河下游的絕大部分遺址中,稻米的影響都相當有限。

由稻米傳入黃河中下游的情況來看,最早從裴李崗時期便已出現,直到仰韶文化晚期,才逐漸開始為當地人們所接納,發現數量開始增多。這可能與仰韶文化晚期,黃河中游地區之前的廟底溝文化解體、傳統生業模式受到沖擊有關。在一些小規模的遺址中,人們開始較大面積地種植產量更高更適應水熱條件較好環境的稻米。而到了龍山時期,稻米在豫中地區和魯東南地區大行其道,其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經歷了龍山時期普遍的氣候突變、降水異常的時期,進入二里頭時期后,氣候轉向干涼,水域面積的減少,潮濕氣候的南移,都會對稻作農業的種植規模產生影響,而此時除了大型都邑性聚落以外,稻米在一般性遺址中的地位顯著降低。可推測出,這一時期相對較低的人口密度和遺址密度,可能已經不需要通過種植稻米這種高產出高投入的作物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另外,以小麥為代表的新興外來作物的引入,以及飲食習慣傳統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此后,稻米在黃河中下游的地位在商周時期也幾乎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對于中華文明發展的影響已經相當有限了。

小麥:形成粟麥并重局面

小麥作為起源于西亞黎凡特地區的外來作物,在龍山時期開始出現在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其中,山東趙家莊遺址中出土的小麥是迄今中國境內發現最早的經過碳十四直接測年的小麥,但數量非常少。到了二里頭文化時期,無論中原地區還是屬于岳石文化的海岱地區,在進行過浮選的多數遺址中都發現了小麥遺存,但數目都很有限,一般不超過10粒。這種局面到二里崗時期發生了變化,顯示出明顯的區域性差別:中原地區進入二里崗時期后,無論何種等級的遺址,小麥的重要性都得到了明顯提升;而黃河下游地區直到商代晚期,小麥的重要性依然相當有限。

到了西周時期,小麥在膠東地區和中原地區的遺存中的重要性便已相當突出(重要性普遍超過黍,甚至有些遺址與粟相當),這種粟麥并重的農業結構也維持到東周時期(膠東地區暫時未發現東周時期遺存)。在黃河中下游的其他區域,盡管小麥的接納時間略晚,但到了東周時期,小麥也最終加入了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的農業系統之中。

在小麥傳入黃河中下游的過程中,盡管最早的發現地點位于今天的山東地區,使學者們對于小麥的傳播路線有了不同的解讀,但無論是海岱地區,還是中原地區,從龍山時期到二里頭時期的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小麥的發現都很零星,直到二里崗文化時期的中原地區才有了明顯的轉變。

我們推測,二里崗文化時期,嵩山地區是商王都的所在,該地區更多體現出都邑性遺址及其周邊農作物種植和飲食結構的特點,有著很強的區域性特點:如小麥這種需要大量勞力和灌溉系統支撐的作物,只有通過強有力的中央控制才能較大范圍種植,而高產的小麥可以供給更多的戰士出征,這也許已為當時的商代王族所知。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小麥在嵩山地區商文化早期遺址中受到重視,可能也與其種植時間有別于傳統農作物時間有關。雖然目前我們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確認這一時期的小麥是否為冬小麥,或至少有一部分為冬小麥,但不能排除小麥在商文化早期的嵩山地區重要性的提升,得益于其對單位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的貢獻。不過,無論如何,小麥地位提升只是表象,其動因還是該地區生產力發展、人口數量和遺址規模的提升等原因造成的糧食需求量的增加,迫使人們通過勞力、灌溉等技術的投入,來滿足這一需求。

由稻米和小麥這兩種作物傳入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的情況來看,稻米的傳入時間遠早于小麥,但在其后的幾千年中都只是很有限的發現,真正被接納發生在仰韶晚期,并在龍山時期達到峰值,隨后便只在大型都邑性遺址中有所發現,重要性大大漸弱。小麥的傳入雖然也經歷了零星發現階段,但在幾百年后便被當地人所接受,地位逐漸提升,影響范圍也日漸擴大,以至在兩周時期,形成了“粟麥并重”的局面,極大影響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傳統的旱作農業結構。

稻米和小麥這兩種相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而言的外來作物,盡管在傳入時間、傳播方式和影響程度等方面都有著很大的不同,但二者都極大影響了本地原有的生業模式,對粟、黍類旱作農業傳統進行了有益的補充,為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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